商业银行借贷无门
    有报告指出，以当前中国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0%为基准，其平均长期资产回报率约为4.5%左右。这意味着当前中国企业所能够承受的融资成本为7.5%左右。而这恰和商业银行一年期平均贷款利率相差无几。
    换句话说，许多中小企业之所以用远高于承受底线的价格来融资，根本是出于万般无奈商业银行借贷无门只好求诸畸高的民间借贷市场。由此可见，其融资目的根本不是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而更多是用于维系即将断裂的资金链条，这是一种拼命式的饮鸩止渴。[详细]

 双轨制：体制外企业融资成很高
     融资市场一直处于双轨制状态，体制外的企业融资成本一直很高，低的时候百分之十几，紧张的时候达到20%至30%；而体制内的企业一直享受的基准政策利率的融资成本。长期存在着体制内部门向体制外部门的资金“漏损效应”，即金融资源从享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流向受到信贷歧视的私人部门的过程。
    拥有大量现金的体制内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准金融机构，突显出中国经济的扭曲。许多中央企业都有各自的金融子公司，它们成了资金的掮客。
    量化紧缩政策在融资市场的双轨制下，不仅未能显著抑制全社会信用总量的扩张，而且逐步演变成高利贷泛滥成灾，抬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和通胀的压力。[详细]

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

 企业高利贷维持下的无奈
    执行力低下的国家司法部门对私企债务的追讨无能为力。对于私企老板来说，最坏的结果无非是跑路，因此无论是银行还是司法机构都没有足够的能力追讨欠账。即便老板不跑路，私企一破产，银行贷款也将一去不复返，成为死账。
    根据银行风险负责制的规定，谁贷出谁负责，银行信贷人员放出的贷款若收不回来，其本人要付全责。而私企老板在法院封门之前早就将剩余的资产转移到亲戚朋友等其他人的名下了。[详细]

 官银
    在轰动一时的原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碎尸情妇案中，“官银”介入高利贷的身影更为清晰。温州一位了解案情的政法界人士介绍说，在瓯海当地，有人帮谢再兴操作放高利贷。谢以1000万为本金放在某担保公司，获取每月5分的高额利息，由于谢的特殊身份，每月50万利息在11月之前都打入情妇邵的银行卡，杀人后谢一次性全部取走本金。[详细]

 银行内鬼
    中行内蒙古分行行长张凤槐之妻在2011年7月19日遭绑架，起因是一名叫图雅的放贷人在中行呼和浩特支行“内鬼”的帮助下，将储户的资金转走，并按照图雅的指示，进入指定的账户、投机获利。[详细]

 企业将银行贷款转手
    上市公司在很多地方都是块“金字招牌”，极易获得银行贷款。对于那些手中持有银行贷款的上市公司，应严禁其进行任何放贷行为，阻止其通过银行贷款与民间借贷的巨幅利差进行无风险套利行为。而对于那些未在银行进行贷款的上市公司，证监会应对其进行窗口指导，及时就其放贷行为发布风险预警。[详细]
    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对媒体透露，他有一位做农业高科技的朋友，从银行获得3个亿的授信，但是眼下并不需要这么多资金。这位老板算了一笔账：从银行贷出来一个亿，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万的利息。[详细]

 影子银行
    这款产品为平安保险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和其他一些地区银行联合推出的，由平安保险提供个人信用保险，贷款则由合作银行直接发放。不过，这款产品的费率并不低。以额度一万元、期限三年的贷款为例，贷款人每月需支付200元的信用保证保险费，加上每月的银行利息33.5元（基准贷款上浮20%），实际年利率为28%。[详细]
    社科院金融所金融产品中心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银行理财产品呈爆发式增长：前四个月的发行数量达到5429款，同比增加3061款，增幅达129%。据估计，新发理财产品的募集资金规模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72.52%。[详细]

 高利贷缘于宽松货币 止于压缩过度投资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货币与信贷在放松之后的收紧过程中，必然出现高利贷现象。2011年出现高利贷的根本原因，是2008年底开始的宽松货币政策，与1993年和1994年并无本质差异。 [详细]

 海南发展银行破产案

199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公告，关闭刚刚诞生2年零10个月的海南发展银行。这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银行。1993年海南省决定成立海南发展银行，将5家已存在问题的信托投资公司合并为海南发展银行。1997年年底，有关部门又将海南省内28家有问题的信用并入海南发展银行，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其不良资产的比例。

 广东国际信托破产案
    90年代后，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漫无节制地向省内外、境内外和国内外500多家债务人发放贷款近130亿元，且未严格审查债务人的资信和偿债能力，导致严重外债支付危机。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该公司并成立清算组进行行政关闭清算，为期3个月。1999年1月广东国投等四家企业被提起破产申请。广东高院和广州、深圳两个中院分别依法受理，当时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被称为“广信事件”，亦被法律界人士称为“世纪大案”。

 幸福城市信用社挤兑事件
    1999年3月，一场挤兑风潮在潜江幸福社爆发。3月3日，武汉1000多名储户前往幸福社兑付点。为着手解决幸福社的兑付风险问题，有关部门要求“大江城市信用社”一次又一次给华盛公司贷款转账给幸福集团去偿还幸福社贷款承兑社会公众存款，1亿、2亿直到6.9亿元，湖北省与央行会商后决定筹借资金13亿元用于现场兑付，以保障储户利益。经国务院批准，央行宣布从3月17日起，对幸福城市信用社实行为期6个月的停业整顿。

 完全计划阶段(1956-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但是，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不符合中国当时的资源禀赋条件，因此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不利于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必须由政府来集中配置资源。在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下，金融资源的配置额度与资金价格都被给定，这意味着剥夺了国有金融部门的金融功能，金融资源配置实际上成为一种财政配置，金融产权规模处于萎缩状态。所有的金融资源都用于供应国有企业发展。

 恢复银行金融功能(1978-1990年)
    早在1983年，国务院就曾授予人民银行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下各20%的利率浮动权(《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报告的通知》，国发[1983]100号)。从那时起，利率市场化就采取了与价格改革相似的“双轨制”推进方式，与管制利率并行，在边际上引入利率的市场化，使得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征，在未触及实体经济部门利益的同时，提高了银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理顺基准利率与存贷款利率关系(1990-1998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经济景气下滑的环境下，由政府替代银行进行风险定价的管制利率弊端日益凸现：由于银行对大客户的贷款相当于批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相当于零售，管制利率将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一刀切，造成银行没有积极性给中小企业贷款。为扩大中小企业融资，建议商业性贷款利率上浮上限统一扩大到30%，上浮原则按信用等级制定。
    小企业缺乏利益代言人，而相关部门又担心浮动利率会导致大中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在多轮沟通后达成的折中结果是自1998年10月31日起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10%扩大到20%，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40%扩大到50%，大中型企业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10%不变。

 货币调控直接转间接(1998-2005年)
    2003年以来，国内经济景气明显回升，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可以发挥经济自身的适应性调节功能，符合宏观调控的方向。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促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8月，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地区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倍。
    2004年1月，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1.7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贷款利率浮动上限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2004年10月，基本取消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仅对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实行基准利率2.3倍的上限管理，人民币贷款利率过渡到上限放开、实行下限管理的阶段，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