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商品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石
    信用经济是从对货币银行学的研究发展起来的。德国的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布鲁诺-希尔布兰德最早提出了信用经济的概念。希尔布兰德根据交易方式的不同，把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以物易物交换方式为主的自然经济阶段、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经济阶段和以信用交易为主导的信用经济阶段。
    20世纪30年代西方各国放弃金本位制以来，开始发行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信用货币也就在名义上成为中央银行的债务和持有人的债权，尽管这种债权是不能兑现的。随着信用货币的发行和金融事业的深入发展，信用经济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详细]

 大萧条时期：债券违约促信用评级业发端
    在20世纪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中，大批的美国公司破产，债券违约事件层出不穷，根据统计，在1929-1937年间仅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就有28.5亿美元违约，占到该期间州和地方政府发行在外债务平均余额的15%。而在对美国公司债券的研究中发现，1932年以前发行的、1932年之后到期的债券中有23%发生了违约。但投资者发现，被评级机构定位为高级别的债券却很少出现在违约的公司名单中，这让投资者和监管者确信，资信评级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保护。[详细]

 当前：信用评级机构掌控全球债券市场定价权
    信用评级机构被视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枢纽之一，掌控着全球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定价权。美国在“二战”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的地位，信用评级是美国评定投资风险、选择投资项目的重要参考依据。[详细]

 穆迪公司
    穆迪（Moody）公司的创始人是约翰-穆迪，他在1909年出版的《铁路投资分析》一书中发表了债券资信评级的观点，使资信评级首次进入证券市场，他开创了利用简单的资信评级符号来分辨250家公司发行的90种债券的做法，正是这种做法才将资信评级机构与普通的统计机构区分开来，因此后人普遍认为资信评级最早始于穆迪的铁道债券资信评级。1913年，穆迪将资信评级扩展到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上，并创立了利用公共资料进行第三方独立资信评级或无经授权的资信评级方式。目前，穆迪在全球有800名分析专家，1700多名助理分析员，在17个国家设有机构，2003年评级和分析的债券总额超过30兆美元，其股票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交易（代码MCO）。[详细]

 标准普尔
    标准普尔（S&P）由普尔出版公司和标准统计公司于1941年合并而成。普尔出版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60年，当时其创始人普尔先生(Henry V. Poor)出版了《铁路历史》及《美国运河》，率先开始金融信息服务和债券评级。1966年标准普尔被麦克劳希尔公司(McGraw Hill)收购。公司主要对外提供关于股票、债券、共同基金和其他投资工具的独立分析报告，为世界各地超过22万多家证券及基金进行信用评级，目前拥有分析家1200名，在全球设有40家机构，雇用5000多名员工。[详细]

 惠誉国际
    惠誉国际（Fitch）是1913年由约翰-惠誉（John K.Fitch）创办，起初是一家出版公司，他于1924年就开始使用AAA到D级的评级系统对工业证券进行评级。近年来，惠誉进行了多次重组和并购，规模不断扩大。1997年公司并购了另一家评级机构IBCA，2000年并购了DUFF & PHELPS，随后又买下了Thomson Bankwatch，目前，公司97%的股权由法国FIMALAC公司控制，在全球有45个分支机构，1400多员工，900多评级分析师，业务主要包括国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机构融资评级，迄今已对1600家金融机构、1000多家企业、70个国家、1400个地方政府和78%的全球机构融资进行了评级。[详细]

 三巨头市场份额
    自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认可上述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或称 “NRSRO”（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后，三家公司就垄断了国际评级行业。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报告，在世界上所有参加信用评级的银行和公司中，穆迪涵盖了 80％的银行和78％的公司，标准普尔涵盖了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惠誉公司涵盖了27％的银行和8％的公司。每年的营业收入穆迪约15亿美元，标准普尔为10多亿美元，惠誉国际为5亿美元左右。[详细]

 三大评级毁誉参半
    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服务性机构，评级机构的职责在于评估、警告风险，让投资者预知金融产品的风险。但当前全球三家主要评级机构似乎充当了相反的角色——他们在市场动荡时不断“添油加醋”，而在预警风险方面却总是“马后炮”。以希腊为例，自从希腊被爆无钱还债之后，三大机构一直对其“穷追猛打”，将其主权信用评级降到最低。而实际上，早在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前就已经债台高筑，当时为什么没有人预警欧盟不要轻易让其加入呢？ [详细]

 评级方式：依赖模型
    具体的评级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制定呢？业内人士称，表面上看，三大评级机构通常依赖于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除了按照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政治因素、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收支等影响国家偿还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外，还要考虑到金融体制改革等所造成的财政负担。[详细]

 评级过程：60到90天
    初次评级的初次评级会议通常是在穆迪公司的总部举行，时间从半天到一天不等，穆迪可能还会作实地访问。讨论的议题包括公司的债务结构、财务状况及流动资金来源等。会议后，穆迪分析师会继续进行分析，通常还会与发行人进一步讨论，以获得及证实跟进资料。结束分析后，穆迪分析师会向穆迪评级委员会作评级建议。穆迪的评级过程从初步讨论到公布评级，大约需要60到90天。“但在具体的过程中，三大评级机构都极具操作空间。”业内人士称。[详细]

 盈利模式：收取服务费
     让人好奇的是，评级机构是如何盈利的？据悉，1975年之前，三大评级公司主要是靠投资者购买评级报告获得收入；成为NRSRO之后，向证券发行人收取费用成为评级公司的获利模式。据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每发行一个产品，发行方需支付评级机构5到100万美元不等的价格。这样的收费模式从长期来看，势必会引起评级机构独立性与收入之间的巨大冲突。[详细]

 发展20多年仍“摸不着头脑”
     中国的评级业，是个奇怪的行业，发展已20多年，但仍“摸不着头脑”。“我给你25万，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AAA级？”“价格再商量商量？”“评级机构多的是，你这里不行，我可以再找其他家。”一位国内资深评级从业者坦言，以上的对话，在发行人和分析师所属经营团队的沟通会上经常听到，“而这样的沟通肯定会影响到具体产品的评级。”
     目前国内的信用评级机构仍然处在“没有一个统一目标责任机构管理的状态”，资深人士坦言，同时对国外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亦无明确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评级业长期以来混乱不堪。”[详细]

 中国评级机构缺乏权威
    “民族牌”不等于独立 自2009年金融海啸以来，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一直在打“民族牌”，大公国际也声称要“建设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的民族信用评级机构”。或许正因这种定位，大公国际看得清国际形势，却在国内评级业务中迷失了自己。大公国际对于美国、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信用风险，看得清清楚楚，早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各国主权信用评级。可在国内业务的评级中，从铁道部融资券，再到城投债，其评级结果却引来质疑。[详细]
    滥用公信力等于自毁长城 以大公国际为例，尽管其在2010年7月发布的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评级，被后来一些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所证实，证明了其评级的预见性，对美债评级的下调，也早于标普，但大公的这些评级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相反，标普一开口就引发市场巨震，这反映两者的影响力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也说明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要走向国际还任重道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本土评级机构不积累起声誉，滥用自己的评级权力，是在自毁长城。[详细]
    评级沦为“造信用” 中国市场整体缺乏信用，而发改委对企业发债信用评级又有硬要求，如城投债自2009年连续两年进入井喷期后，由于担心其发行数量不断增加，但整体信用状况却在不断下降，会给市场带来不稳定风险，发改委曾与2009年下半年窗口指导，要求企业发债主体信用评级不低于AA-、债项评级不低于AA 。一位评级公司人士说，“体制倒逼的情况下，我们也很无奈，是不得不调。”[详细]

世界各国开始行动 挑战三大评级霸权
    在广泛的质疑声中，不止一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限制信用评级机构的行动。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深受其害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对信用评级霸权的抨击不绝于耳，自不待言。欧盟委员会去年就两度针对信用评级机构提出旨在加强监管的立法建议，包括主张设立“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今后在欧盟内开展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统一向该新机构登记注册，领取欧盟“牌照”，并接受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的监管。[详细]

 中国评级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
    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造成各种损失达到2000亿元。由于起步晚，我国评级行业尚处在恶性竞争阶段。不少评级机构为了争夺市场、留住客户，出具的结果大部分都是最高级别AAA级。这也导致了评级质量的事后检验机制——违约率、迁移矩阵等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意义。[详细]

 “声誉资本”的积累非一日之功
    市场对信用评级的认可，取决于以诚信为核心的评级机构“声誉资本”，而“声誉资本”的积累非一日之功。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上，标准普尔、惠誉和穆迪这三大机构之所以能够长期把持话语权，与其“百年老店”的“先行优势”密不可分。这种“先行优势”绝非简单的时间积累，更重要的是企业公信力建设，是他们的评级结果“一贯可信”的良好声誉。这种积累不仅使他们获得了垄断性的市场地位，甚至连其评级体系也被广泛认可，成为行业标准。[详细]

 中国信用评级机构还要下苦功
    一是加强评级方法的研究，设计科学的评级指标体系。独立和公正是建立在评级科学的基础上的，没有科学的评级方法，信用评级机构不可能树立权威。因此，评级机构应在评级实践中，不断改进评级技术和提高评级业务能力。
    二是评级机构必须力求在价值观上做到客观、中立和透明，没有这三项，其评级结果很难做到公正。而一个不公正的评级产品，其风险也将更大。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保证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严禁政府干预评级活动。
    三是大力发展评级机构，强化评级机构的竞争。只有竞争，才会带来效率的改善，竞争也会促使评级结果更趋客观。如果信用评级由几大机构垄断，那迟早也会产生一切垄断所具有的毛病。[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