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圳楼市为例
    自2003年深圳楼市走出低谷以来的7年间，深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了不到13%，但同期房价却上升了162%，后者的上升速度比前者快10倍多。现在，政府首次提出趋势逆转，房价涨幅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也就是说，如果今年的房价政策不变，深圳未来5年的房价涨幅都将在10%以上，5年将增长50%，涨幅与以往相比，房价没有大幅下降的趋势。[详细]

    与其他城市普遍的与GDP挂钩的房价调控目标模式不同，北京调控目标是：新建普通住房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廉租住房应保尽保，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能力明显提高。
    京版房价调控既指向了价格目标，又突破了价格领域。价格目标的设定意味着今年增量普通住房价格不仅难以得到继续上涨的行政许可，而且还将实质下降。关于保障性住房的政策重述也凸现了继续加快住房体系的比重调整的决心。这意味着土地和资金资源将更大幅度地向民生性突出的保障房领域转移。整体而言，京版方案呈现出的是对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政策关注。[详细]

 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风险
    说实话，哪个地方政府敢说“房价该跌”？恐怕没有。两重原因：其一，卖地收入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一半的政府开支需要这笔钱支撑。解决不了卖地收入问题，又如何迫使地方政府配合中央压制房价？一连串问题，是个死结。解开死结的方法只能为地方解决新税源的问题。
    其二，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问题。必须承认房价下跌会导致卖地收入减少，会形成更大的地方财政赤字。为何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很大？关键是相当一部分资金被补进财政亏空了。现在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控制强化，那地方政府还敢放弃土地收入？[详细]

    如此确定房价目标也不能全怪罪地方城市政府。国八条要求，2011年各城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并于一季度向社会公布。国八条要求首先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确定，地方城市就看中这一点，却没有看中国八条要求的另外两个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这是国八条本身存在、且被地方城市抓住的“瑕疵”。[详细]

 对最给力的北京“降”调也难大喜过望
    绝大多数丑媳妇还不肯出来见公婆。已经出来的，北京就是最美丽的媳妇了，因为她有一个降字，别人都没有。再品味一下，北京的降字，仍然难以让人大喜过望。君不见，那是稳中有降。什么叫稳？上涨5%稳不稳？10%上涨稳不稳？然后再降5%或者3%，这就是稳中有降嘛。进三退二，进二退一，都具备稳中有降的大将风度。可见，最给力的北京“降”调，也未必是人们期待的房价绝对值同比或环比下降。[详细]

    地方政府即使“听话”，所谓的听民意估计也是走过场，因为最终还是地方政府说了算。如果地方政府不“听话”，不听民意，似乎也没有办法。至于省级政府督促所辖各城市听民意，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观察。众所周知，“听民意”看似简单，实则大有学问，现实中的民意有“被民意”、“真民意”、“假民意”之分。
    住建部发“补丁通知”很有必要，但“补”什么却值得探讨。其实，民意表达已经很清楚，即让调控目标与当地房价收入比挂钩，或者与当地CPI挂钩，让“限价目标”变成“降价目标”。从这个意义而言，“补丁通知”应该重新调整确定调控目标的参照标准，即根据当地房价收入比或当地CPI来调整已发布的调控目标。[详细]

    大力推进保障房的建设，这将有助于改变我国房地产市场长期偏重于投资投机型的失误，改变市场的结构，满足相当部分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削弱投资投机功能的力量。而限制商品房入市却不足取，它等同于前一时期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指标而采取的“拉闸限电”措施，更多地是为了满足一种数字上的统计需要。
    一个和谐的房地产市场应该是多层次的，既有保障功能的住房，也有高档的商品房，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得到不同的住房消费。因此，地方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协调各个层次的利益群体的关系，要防止仅仅出一个控价数字目标，并且运用行政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使市场机制出现扭曲的现象。[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