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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产糙汉子没有过这些洋节的概念,但不能以此认为他们不爱家庭。其实谁不想周末在家里多陪陪家人呢?但996是个无可撼动的现实,而星期天这仅剩的休息日偶尔还得有点社交。男人的江湖里,社交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有时候或许能有点赚小钱的机会,有时候也是求一个相互照应,不然万一将来职场有个闪失,想临时求个江湖救急都难。
这位朋友是个很好的人,昨天后来说了很多他老婆不容易的话,说她如何如何辛苦,为了孩子如何如何勤俭节约。但实际上做父亲也同样辛苦,他自己也才35岁,都开始谢顶了。
其实他们夫妻俩收入不低,加起来一个月四五万块钱是有的,买房买得早,车也有了,上面四个老人都有退休金,这种家庭已经比这个城市里绝大多数人都幸福了,但是日子依然过得不容易。
很多没结婚的人可能会觉得,有车有房,月收入四五万,这种节奏已经很爽了啊!为什么日子过得还是难呢?一定是装穷!但其实真不用装,不信你生个孩子试试,要是觉得一个孩子的难度系数不大,那你响应国家号召生个二胎试试。
养孩子这种事,对于马云、马化腾这种级别的"普通家庭"来说可能真的不是很难,但是对于中产阶层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虽然"母亲节"每年都会热闹一波,但是其实中国愿意做母亲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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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中国愿意做母亲的人越来越少,这话不是随口说说。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从1993年跌破2.0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2017年这个数据是1.63,2018年的最新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根据出生人口推算,大概在1.46左右。
这样说可能大家对这个数据的理解不是很直观,那么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家庭的基本单位是一夫一妻两口人,如果要维持代际人口的总量稳定,那么理论上至少一个家庭生育2个孩子,也就是总和生育率要维持在2.0。但是现实中,由于还有一些意外性的人口损失情况,所以总和生育率其实要达到2.1左右,才能维持社会总人口的基本更替。
但是,中国总和生育率2.0的时代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前些年二胎放开之前,还有人担心放开之后会导致人口过度增长,但实际情况已经证明,人们生育意愿很低,二胎出生率大幅低于预期。这个时候,一向淡定的中国政府似乎也开始着急了。
2018年3月,中国政府取消了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6月开始,新疆、辽宁、陕西、湖北等地纷纷出台政策鼓励生育;
8月6日,己亥年生肖邮票的"三只小猪"引起多方猜测;
同样是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再强大的有形之手,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啊!
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全球处于超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2,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45,也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均值1.67。按照这个形势推算,中国人口大致在2028年前后达约14.4亿峰值,然后开始减少,2050年降至13.6亿。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有多低呢?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做一个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数据,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1.4,只有韩国和新加坡两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1.2。其中,日本长期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最近几年大力鼓励生育的力度,已经将生育率提升到1.45。另外,欧洲的平均生育率是1.6,美国的生育率是1.88左右。
从人口角度来说,中国未来即便是在人口方面的竞争力,也会慢慢地弱于美国。
更严峻的是人口结构。
自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分别是:1950-1957年、1962-1973年、1982-1991年,这也意味着之后会有三次人口老龄化冲击波。时间点也很好推算,只需要在出生高峰期的年份上加个60年,就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预计,2025年前后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4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2050年,中国人口中26.3%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人,2060年后这个数据将逐渐稳定在30%左右。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超级庞大,届时这一问题将成为世界性难题。
前面那张图,如果仔细看会发现,最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虽然总体上一直匍匐在基准轴上,但其实有一点点逐年走高的迹象,只是幅度轻微,看起来不那么明显。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自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最近几年跨越多个年龄段的育龄妇女集中释放了过去受到政策限制的生育意愿。
这是一次性的集中释放,所以二孩出生数量上升,但一孩出生数量大幅减少。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其中一孩724万人,占比43%,比2016年减少了249万人。二孩883万人,占比51.2%,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这意味着集中释放生育意愿的人口主要是70后群体,而80后、90后这些本该成为一孩生育主力军的中国人,生育意愿却越来越低了。
这种情况说明,前面那张图上,最近几年总和生育率微幅走高的迹象是不具备可持续性的。
那么,为什么80后、90后们的生育意愿这么低?
80后、90后们几乎无力负担高昂的育儿成本,这是中国当下生育意愿低下的关键原因。
很多中年人,账户里的流水是土豪级别的,但存款是贫困户级别的。他穿着几十块钱的超市款T恤衫,看着单身狗们喝星巴克他却只能蹭免费版的瑞幸咖啡,但是他有时候一天的花销能顶单身狗们全年的大额支出。
这些支出包括孩子的奥数班、大语文、口语课、素描、围棋、舞蹈、钢琴、财商、国学、旅游、生日、节日等等,这个名单长到可以写满A4纸。
上次有个朋友一边吃榨菜,一边很认真地说:
"你知道吗?少吃8包榨菜,可以省出一套《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呢!"
这就是月入几万的中产阶级群体的日常。
保守估计,在中国养一个孩子,只是刚性的衣食住行支出及基础课外教育支出,一年怎么也要3万元以上。如果从出生算起一直到18岁,差不多需要54万元。18岁之后读大学,教育支出只会升高,不会减少。如果本科毕业继续读硕博或者出国留学,你就掰着指头算吧,花钱的路还长着呢!
以上还只是明面上的硬账,还有一些关联性支出也得考虑。
比如孩子两三岁的时候,由于父母双方都在工作,那么只能由他人来照料孩子,要么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要么就得雇保姆。受晚婚晚育政策影响,孩子的祖辈年龄通常都会在60岁以上,这时候自身精力已经不行了,有些甚至还需要再请个陪护人员来照顾,而月嫂、保姆这类服务人员的薪资这些年上涨很快,特别是月嫂,薪资已经秒杀很多小白领了。
这种情况导致,一旦有了孩子,整个家庭的支出倍增,而收入有可能锐减(很多妈妈要辞职回家带孩子),这使得80后、90后的生育意愿大幅下滑。
另外,房价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点。如果多一个孩子,则对住宅的面积需求也会增加,而如果是祖辈带孩子,他们也得有个住处,但由于中国城市的平均房价比市民收入水平要高很多倍,这个压力也是许多家庭根本无法承受的。
当然也可以选择让孩子回老家,由祖辈代为抚养,但下决心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而且留守儿童也有许多社会问题急待解决。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孩子对于女性的职场人生负面影响极大,导致很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愿意生育。
现在这个社会,没有公司会公然地歧视育龄妇女,但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话题,客观上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确实有很多公司不愿意招收育龄妇女。道义上的谴责很容易,但是不解决问题,因为企业是一个营利性组织,它一定要考虑成本,女性一旦生育,产假期间不能工作却还要领工资,很多企业主是不愿意负担的。
这个时代,男人女人都不容易,但是在职场上,女性压力会更大一点,这是客观事实,逃避没有意义,我们要正视问题。
高昂的养育成本严重抑制了生育意愿,所以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人,远远低于卫计委和大多数人口专家的预期。
另外,育龄妇女数量正在不断减少。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生儿出生数量从1990年的2800万直线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1500万。这意味着从2015年开始,22-31岁女性在十年内将减少超过40%。2017年,15-49岁育龄女性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2-31岁女性减少了600多万。
育龄妇女数量锐减,叠加生育意愿低谷,中国愿意做母亲的人越来越少了。
降低育儿成本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但是在这个方面,中国做得远远不够。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做法。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是发补贴,很多国家已经这样做了。
比如新加坡,生育率全球垫底,为了鼓励生育,新加坡一直实行高补贴。据新加坡人口与人才署的粗略统计:在新加坡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在两个孩子13岁以前可以领到价值折合人民币约80万元的补贴,其中包括婴儿花红、育儿和托儿津贴和所得税减免等等。
欧洲的丹麦2013年就将生育补贴金提升到每周4005丹麦克朗(约为3927元人民币),算下来一个月补贴约为15708元人民币。
德国在2001年将家庭政策投放资金调整为1800亿欧元,占当时生产总值9%,这基本上等于国家承担了一个家庭抚养一个孩子46%的成本,而且还专门设立特殊家庭补贴,为一些贫穷、伤残、单亲的特殊家庭给予支持。2005年,德国的生育率是1.39,到了2014年已经升到1.47,可见成效还是有的。
至于美国和加拿大,在生育补贴方面出手也是相当的大方。比如美国,政府对低收入家庭提供餐补,家长可以为孩子申请免费的早餐和午餐,这个福利可以从幼儿园持续到大学。美国农业部还为妇婴幼儿提供帮助,包括提供提供食物、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帮助,从怀孕检查、分娩到孩子5岁,医疗费用都很低,这在医疗费用高昂的美国算是一份奇迹了。
当然仅仅是发补贴也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从方方面面去保障女性权益,提升中国家庭生育意愿。
比如在女性生育保障方面,《劳动法》是有明文规定的。公司不能开除已经怀孕的女员工,公司必须保证她的产假,公司必须在产假期间按《劳动法》规定给她发工资。这些制度看似保障了女性员工的权益,但是有不少企业为了规避这一点,从招工开始就尽量不招或者少招女工,这就变相地提高了女性的就业难度。
从企业主的角度看,这些保障措施都属于社会福利范畴,但最终出钱的不是社会保障部门,而是企业来承担,这是难以接受的,既然不能公然反对,那就玩玩暗度陈仓。但这样一来,终究还是女性员工吃了亏。
理论上,这一块的事情应该由社保部门来统筹,或者发补贴,或者减免税收,以此来平衡企业主的利益,从而消除这种利益抵触情绪,这样才能真正保障育龄妇女的生育权利。
再比如二孩政策现在是放开了,但是生育意愿并没有起来。因为客观事实是,很多家庭一个孩子都养不起,怎么会去考虑生二胎呢?那么,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应该怎样给二胎家庭提供优厚的政策红利。
比如学前教育这一块是否能给予补助?二孩家庭的个税减免是否能更给力一点?九年义务教育是否能推行到十二年?公办幼儿园、公办学校的数量是否能再提升几倍?你都能补贴那么多非洲留学生来中国留学,为什么不能给中国孩子们多补贴一点呢?
至于住房保障这一块则更加重要,但这个领域现在问题太复杂,破局实在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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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就有最基础的繁衍后代的需求,同时生而为人,一定得管生管养,否则何以为人父母呢?而生养问题不仅仅是家庭私事,它也关系着国家命运和民族兴衰。
人口过多固然有些麻烦,但生育率低下绝非好事,没有年轻人的国家不会有未来。
这些道理古人都很明白。比如越王勾践时代,越国法律规定,越国妇女快要分娩时可上报官府,官府委派医生上门免费接生,这就是提供政府买单的医疗服务。若生了男孩,官府奖励两壶酒、一条狗;若生了女孩,官府奖励两壶酒、一头猪,这就是政府发放的生育补贴。越国鼓励妇女多生育,生二胎的给予粮食补助,超过三个子女的,官府还安排免费的乳母哺育,这就是政府想法设法为生育的家庭解除后顾之忧。
但是当代中国,80后、90后两代人的生育意愿都很低,根源在于生养孩子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如何降低中国家庭生养孩子的成本是一个需要全社会一起想办法的大课题,否则再过几十年,还有多少人愿意做母亲呢?到那个时候,大概连母亲节都不用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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