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十八大的会议记录，还是作为下届政府总理人选的李克强此前在各种场合的表态，不难发现城镇化将成为下届政府施政的主打纲领之一，成为拉动内需和推动转型的重要手段。[详细][微博热议]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个农民为主体、农村占多数的国度，因此，中国的基本问题一直是农民问题。在中国搞现代化，成功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农民、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如果不进行好土地改革等配套改革，城镇化将成为一场灾难——这并不是杞人忧天。
[展望2013系列策划之一：2013 中国将负债前行]
和你说2013 警惕城镇化灾难
全国城镇化会议或3月召开总第151期
- 城镇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不再是简单的修路盖楼，东部地区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土地制度已成为城镇化推动的瓶颈。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推动更多农村人口进城，需要兴建更多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此外，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后的农地交易和管理制度改革也值得期待。[详细]
未来10年城镇化，也就意味着将有1亿多人口变为城镇人，从新农保转移到城镇社保制度里，毫无疑问会对城镇养老保险支付形成了巨大的财务上的威胁和风险，因为两个制度的水平存在很大的落差。[详细]
城镇化的核心是要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现在的城镇不能以户口为限，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全面覆盖，不要再以户籍作为借口来阻碍城镇政府发挥其服务能力和水平。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详细]
即使有了稳定的住房，如果仍以务农收入为主，而不是务工或从事服务业，在一个喝水都要钱，蹲厕都要交排污费的城镇，其能否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值得生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为基础的，在无力改变其仍旧是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经济状况时，就生硬地“帮”农民“赶”上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灾难。[详细]
- 若不解决 可能带来以下灾难
在多年的城市化运作之后，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以土地招拍挂及房地产为主要开发模式，是地方政府所熟悉也乐意推进的；房地产商乐于跟进，可将房地产开发由一二三线城市向四五线小城镇推进。但如果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仍然以土地开发为动力、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目标，那必然是多害叠加。[详细]
为了快速提升城镇化率，大规划、大圈地之风越刮越大，出现了全国突击大搞城镇化的景象，完全背离了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有的地方为了让城镇化坐上火箭，甚至撤销了行政村，把小村庄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引导农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这样是否会产生大量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农民？[详细]
贫民窟出现的两个主要条件是：农民失地和社会政策不到位。另外，对于城镇化集中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人口过度集中等城市病问题，只能在某些方面能够较好解决，很多问题难以避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
以巴西为例 巴西的农奴制解除之后，失地的农奴直接进入城市，没有土地后，城市的社会政策跟不上，就形成了贫民窟。社会政策和土地制度紧密相关。巴西城市“贫民窟”多达八九百个，3500万人居住其中，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4。阿根廷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400万人生活在“贫民窟”，占全市总人口比接近1/3。[详细]
如果地方政府过度依靠土地财政，那么，追逐地价最大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开发商拿地成本越来越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们都清楚：一切成本最终都要转移到价格上来，同理，巨额的税费模式也是房价上涨的有力推动武器。更重要的是，隐性的货币贬值，往往在所有的推高楼价的因素中，起着放大的杠杆作用。[详细]
- 经济学家谈城镇化
我们有一种政府主导的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的城市化，就是摊大饼，不管扩大城市的规模而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北京就是一个例子，从政治到经济各种各样的机关、企业等，很不专业化地堆在一个城市里面，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的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详细]
中国经济要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是因为中国依然处于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没有较快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引发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农民返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详细]
陈锡文以2010年武汉市的调查情况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企业用了一个农民工，按照当地政府规定，每个月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为682元，其中企业承担516元，农民工个人缴纳166元，一年共计8184元。按照规定，社会保险连续缴纳15年后，才能在退休之后领取退休金，即每名农民工共需缴纳122760元。[详细]
城镇化要吸取中国工业化的教训,更加注重百姓的权利,要进一步重视人的权利,从财政制度的改革方面重视公民在收入分配,机会公平等方面的权利。[详细]
人口城镇化要优先于土地城镇化。这就需要通过发挥产业支撑作用、工业向园区集中、承包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居住向社区集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等多种方式，着力推进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详细]
- 中国城镇化的前世今生
恢复和起步时期（1949～1957年） 为满足工业建设项目的需要，“一五”期间从乡村进入城镇的人口达1500万之多，加上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至1957年，城镇人口增加了2400万,年均增长7.0%左右。
超高速城镇化阶段（1958～1960年） 这一时期强调赶英超美,提出了以钢为纲。全民大办工业的总路线,致使出现了爆发性的工业化过程和超高速城镇化过程,3年间新设城市33座,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
停滞时期（1961～1976年） 中国出现强烈的动荡，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出现了第二次城镇化的大回落。这一时期城镇人口的增长完全由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致。
城镇化增长阶段（1977～1983年）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城镇的发展，并适时适度地在1979年前后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如允许知青回城、允许下放干部返城等，从而使城镇机械人口、特别是大城市的机械人口增长加快，出现了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
城镇化高速增长阶段（1984～2012年） 1984年,中央政府颁布了新的户籍管理政策,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务工经商和进镇落户,同时又修正了1960年代以来的市镇建制标准，从而使全国城镇数量迅猛上升。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详细]
根据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历史来看，一般都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城镇化率达30%，城镇化逐步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为城镇化率达50%，大城市群的雏形开始形成，目前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的末端。第三阶段是达到70%，大城市群真正形成。第四阶段则是达到70%以上。[详细][周其仁：中国城镇化还很落后 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水平]
- 在经济增长乏力的今天，城镇化被寄予厚望。在“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的华丽转身过程中，比速度、规模更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城镇化的质量。从“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这也是新一届政府将面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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