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来临前可预警吗？敬请自然科学家听听制度研究者的意见

　　1976年全年，我国成功地对4个6.7—7.8级大地震做出了临震预测，并及时发布临震预报，取得了相当出色的减灾实效。但是，同年，“7·28”唐山大地震漏报引发了制度变局，使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从曾经的辉煌顶端跌落至谷底。此后40年，除了例外（个别团队的努力），7级及以上大地震再无成功的临震预报。

　　在上述背景下，每当伤亡惨重的大地震发生，必然引发关于地震能否预报的争论。不过，争论双方都不明白，争论某次或者某个具体地震预测的正确与否，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离开了一定的制度平台，任何正确的“非主流”地震预测都不具有实际的减灾意义，不可能产生现实的减灾效果。所以，从根本上说，我国需要改革目前的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代之以开放型地震预测预警制度。这不仅可以为各种地震预测力量提供相互合作的制度平台，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国地震预测预警的整体水平，而且可以大幅度提升我国防震减灾的水平，尤其是可以大幅度减少人员伤亡。

　　我们必须正视现实。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法律上，我国是始终坚持由国家组织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地震预测预报的国家，换言之，政府有地震预测预报的法定义务。这是我们讨论地震预测预报问题的基本前提。有了这个法定义务和基本前提，在制度层面语境下，任何“地震不能预报”的说法或者托词，在法理上都站不住。

　　显然，不是“地震不能预报”，而是地震在什么制度条件下能够预报预警。

　　本书对我国地震预报预警制度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开放型地震预警制度条件下，地震是可以预测预警的。我国一大批科学家、专家和高级官员，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及其专家也都持这种观点。更重要的是，这是我国《防震减灾法》的法理基础，是我国选择“由国家组织地震预测预报”的理论基础。

　　本书披露的历史细节显示，“7·28”唐山大地震以前，我国的地震预报制度是相对开放的。虽然当时的地震预测预报制度有许多缺陷，但是它仍然支撑了1975年海城地震和1976年4个大地震的成功临震预报，其中就包括1976年的“青龙奇迹”。所谓“青龙奇迹”，是指在“7·28”大地震中，虽然唐山毁灭了，24万人震亡，但唐山附近的青龙县却因为当地政府事先发布临震预报而“无一人震亡”。

　　当时，相对开放的地震预报制度造成的局面是，不同学科、职能的专业机构相互合作，上下地震部门纵向、横向合作，充分动员地震重点危险区广大群众参与其中，所有重要地震信息都经过逐级筛选并核实（落实）后，向地震预报决策机构汇总，不同层次的地震预测报告都会同时参考主流和非主流方法，高层次地震预测报告也会同时参考官方机构和群测群防的不同预测报告（这个局面当时是有点“乱”，但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就可以使之规范，使之运转有序）。

　　唐山大地震以前，我国相对开放的地震预报制度的真正缺陷在于，政府一旦发布地震短临预报，就要组织居民大规模撤离，这隐含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准确预报发震时间比准确预报震中区和震级更困难。这种极端化防震避险的制度安排，理论上会较多地碰上“报而不震”或“报而迟震”的情况，这往往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和“青龙奇迹”都有较大的“运气”成分，因为他们预期的大地震幸运地分别在临震预报发布9小时和44小时后如期发生。

　　令人扼腕的是，我国相对开放的地震预报制度并没有进步，没有向前走向完善、规范，而是出现了逆转、倒退。“7·28”唐山大地震的漏报，使国家地震局官员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而地震学家则内疚、痛苦、沮丧，有的还后悔，也承受着巨大压力。然而，这些压力太大，它并没有转变为努力向上的动力，相反，巨大的压力与地震短临预报的高难度一起，最终压垮了我国的地震预报体制。地震部门由主张“地震有前兆，可以预测预报”转向了“地震不能预报”；地震预报制度由相对开放型转向完全封闭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尴尬局面：由主流地震学家主导的地震部门没有能力完成短期预测和临震预测（简称短临预测）任务，每一次大地震之前差不多都要出来“辟谣”，每一次大地震之后都要喋喋不休地说“地震不能预报”，而政府则一言不发，有关部门高度紧张，到处“灭火”。

　　其实，在技术上，当年唐山大地震完全具备发布临震预报的条件，因为当时有高质量且相当完整的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预测，足以支持政府的临震预报。而“青龙奇迹”其实就是这些高质量预测信息的直接受益者。

　　在客观上，我国地震预测分为主流和非主流两大学术派别。主流预测依靠地震物理预测方法预测地震，非主流预测采用一切可用方法预测地震。在理论上，主流预测在中长期预测方面有明显优势，在实践中也成就斐然，但他们在短临预测方面基本上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也许，采用地震物理预测方法做短临预测是地震预测的未来和方向，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比如一二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人们可能都指望不上。

　　与此相反，非主流预测在短临预测方面有明显优势。他们紧紧盯住地震前兆异常，利用一切手段（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气象以及其他有用信息）观察前兆异常，并从中寻找规律，以求提前示警。事实上，由国家地震局认可的非主流预测手段和方法有好几十种，这些方法在海城和唐山大地震时期，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并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减灾实效。

　　不过，非主流预测要想在短临预测方面取得成功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需要主流预测提供中长期地震趋势以便明确短临预测的方向，二是需要多学科合作、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三是要求预测人员具有丰富的地震预测经验，四是需要众多的前兆异常监测（观察）数据。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我国曾经的相对开放（半封闭型）的地震预报制度基本上能够满足上述条件，这是非主流预测在1975、1976年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

　　但是，在完全封闭的地震预报制度条件下，主流地震学家（主流预测）主导了地震预测预报，非主流预测受排斥而被边缘化。这样一来，我国地震预测力量事实上分裂为“主流预测”和“非主流预测”。

　　本书所说的“主流预测”，最初是指依靠地震物理预测方法预测地震（“物理预测”，业内习惯称“物理预报”），后来为了行文方便也指主张或运用“物理预测”的科学家和专家。一般地说，主流预测主要是由地震部门在职在岗的主流地震学家和专家所组成，同时也包括非地震部门主张“物理预测”的主流科学家。

　　本书所说的“非主流预测”，最初是指运用非主流、非地震物理预测方法预测地震，即利用“经验性前兆异常”预测地震的方法（“经验预测”，业内称为“经验预报”），以及主张或运用非主流“经验预测”方法进行地震预测的科学家和专家。后来，由于我国地震预报体制越来越封闭，甚至连退休、离岗或不在地震预测岗位的主流地震学家也被边缘化，并被排斥在地震部门的地震预测之外。所以，本书所说的“非主流预测”既包括非主流“经验预测”方法，也包括使用“经验预测”方法的地震预测科学家、专家（含民间专家）和所谓的群测群防，还要包括非在职、非在岗的主流地震地质科学家和专家。

　　这种分裂造成了以下局面：

　　（1）“主流预测”排斥并边缘化“非主流预测”，最终使自己完全失去了短临预测能力。这是他们反复地说“地震不能预报”的根本原因。而事实上，在现有科技条件下，采用地震物理预测方法的“主流”地震学家的确无法判断短期或临震趋势，无法做出具有减灾实效的地震短临预测，尤其是临震预测。

　　（2）“非主流预测”失去了自身多学科合作和与“主流预测”合作的制度平台。这使他们失去了上述四个基本条件中的三个条件（仅剩经验丰富一条）。没有中长期地震预测为他们指明短临预测方向，没有多学科合作、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组织和制度条件，没有数量和密度足够的监测台站，所有非主流预测“单兵作战”或“孤军奋战”所做出的短临预测几乎没有实际减灾意义。因为，任何机构都不可能仅凭这样几个零星的短临预测报告就发布短临预报示警。这就是为什么“青龙奇迹”近四十年来，所有非主流预测所做出的短临预测几乎都不再成就真实减灾实效的根本原因。

　　上述严重局面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我国地震预测整体水平大幅度下降，且远低于1975—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

　　现有资料显示，自唐山大地震漏报以来，我国近四十年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地震预测有生力量已经并且正在被削弱！

　　如果这一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再不改革，那么，将来仍然不会再有“海城辉煌”“青龙奇迹”，相反，汶川悲剧、玉树悲剧、芦山悲剧……将会反复上演，极有可能还会撞上更大的灾难。

　　本书首先要展现给读者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漏报以后，我国地震预报所陷入的那种难以言状的尴尬局面。

　　一方面，国家坚守着地震预报体制，并为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另一方面，每当发生死伤惨重的大地震，政府又对地震预报三缄其口。同为地震部门的官员、科学家，在不同背景、不同年份、不同场合、不同地点，他们的说法相互矛盾。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很容易就搜出一串历史资料令政府公信力蒙垢，令科学家尴尬。

　　在具体工作层面，一方面，我国的地震学家和地震工作者兢兢业业，为地震预测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过一系列令国际同行赞赏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又反反复复地强调，地震从本质上讲不可预报。面对大地震造成的惨重伤亡，他们往往要小心避开那些曾经的辉煌，绝口不提地震预报，处处小心保护自己的身份。

　　在科学研究层面，搞地震研究的不去研究地震预测，反而像躲瘟疫般地远离预测预报；在整个地震学术界，不以预测研究为荣，反以预测预报为傻；在应用研究层面，专家们有了地震预测，却总是见不到政府的预报，预测成功的地震专家永远只是幕后英雄。

　　世界级的科学难题、低比例的准确预报率，令科学家们左右为难，有了数据不出预测说不过去，可提出预测又不敢打保票。

　　政府拿了科学家的预测也是左右为难。发了预报，万一它不震呢？可不发预报，万一又震了呢？据说，三次误报的损失等于一次地震损失。好多时候，拿了预测不发预报，它却流传出去成了谣言。这谣言引起社会秩序混乱，可政府刚刚辟谣稳定了人心，那地震又真的发生了。

　　如此这般的尴尬局面，令人唏嘘。

　　然而，事情本来不该是这样！这一切的历史根源，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而它的制度根源，却在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制度本身。

　　《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首次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漏报的技术和制度原因！ 赠送家庭防震避险手册！

　　作者:李尚勇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内容简介

　　本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地震预报预警制度，并在众多地震地质科学家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本书深入研究了中外近百年地震史和中国近40年的数百震例，包括地震预测失败和成功实现预测预报并取得减灾实效的众多震例，深入分析了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漏报的制度原因，剖析了封闭型地震预报制度的严重缺陷及政府、地震部门的行为模式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借鉴中外地震地质科学家近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构建了本书关于大地震短临预警的理论体系，从而找到了大地震临震预警的有效途径。

　　本书在地震预报的制度层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为我国地震预报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提出了极具参考意义的政策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李尚勇，男，“50后”，经济学专业、理工科背景，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独立学者，四川省雅安行政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有10多篇研究报告发表在各类高层“内参”，数十篇学术论文发表于《农业经济问题》、《中国改革》、《经济学消息报》等（核心）学术期刊和专业报纸。“中国改革网”“中国改革论坛网”和“光明网”为作者开辟有个人专栏，“财新网”和“财经网(博客,微博)”特邀作者开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