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提出如是“狠建议”。对此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大方回应称，“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要革自己的命”，并称未来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立后，发改委有可能“会下台”… [详细][微博热议]
在2011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分论坛上，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张维迎强调，不要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反改革的勾当。发改委权力太大了，建议恢复体改委。[详细]
和你说解散发改委呼声背后的改革焦虑
经济创新先要解散发改委总第109期
- 这些年发改委做了啥
2011年9月，发改委正在全国建立起一套全面的价格监测体系，菜价、粮价、油价、棉价、房价、煤价、钢价、甚至铁矿石价格等等，从最终的生活消费品，到中间环节的一些基础原材料，都被纳入到这张越织越大、越织越密的监控网。通过这些手段，发改委希望能够“将价格异常波动控制在萌芽状态。”[详细]
油价上涨为了与国际接轨，无可厚非。但请你们能全面与国际接轨,别垄断定价大喊与国际接轨。只要看看,每一年查获的走私大案中,有几件不是石油?既然国际油价高不可攀,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铤而走险,冒着生命危险去走私石油?这里面有着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吧?[详细]
今年，全社会用电需求增速将下降，但电力供应紧张却没有缓解。中电联认为，火电建设积极性降低，可能造成今后几年火电投产规模不合理地快速下降，不能满足电力需求增长，十二五期间电力供需矛盾突出。预计2012年全国电力供需仍然总体偏紧，区域性时段性季节性缺电仍然较为突出，最大电力缺口可能达4000万千瓦。[详细]
比如电力，大面积的电荒和价格持续上涨的趋势使人们开始反思发改委承担的工作是否到位。发改委某位副主任提到电力危机是由于经济发展太快造成的，即便如此，发改委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规划和主导电力改革的部门，又该承担何种责任呢？发改委不把发展和规划放在首位，而是沉迷于对项目、价格和资金的行政审批。结果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详细]
- 该不该解散发改委
“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在首届岭南论坛的圆桌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提出如是“狠建议”。“我们现在很多PE、天使基金，政府部门在抢夺核准权，因为你和政府搞不好关系，就不给你报备。这样对我们国家的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杀伤力极大。”
所谓经济转型,十七大以前叫做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七大以后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说的很笼统。特别是2010年党中央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胡总书记提出刻不容缓,这一年下来,投入很多,有些地方力度也很大,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主要原因还是在体制方面,还是联系着一个所谓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包括转型也是政府主导的。[详细]
提到收入分配的问题。李金华指出，现在没看到一个机构部门在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光说，要有些人、机构来研究。我的看法，讲得不一定妥当，把改革放在发改委，是不合适，本来发改委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个怎么可能呢？所以要有一个操作的机构和人员来研究这个问题。”[详细]
- 为何呼声倾向重设体改委
张维迎强调，不要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反改革的勾当。发改委权力太大了，建议恢复体改委。对于过去的五年规划以及当前的“十二五规划”，张维迎直言，“过去60年没有什么成功的。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计划这个东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详细]
“我建议，从中央层面建立一个专司改革的协调机构。”在今年的全国政协的分组讨论会上，邵秉仁委员当着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5部委领导的面，大声呼吁。67岁的邵秉仁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他希望自己建议的这个协调机构“能够超脱于部门利益，类似于当年的体改委”。
来自清华大学的蔡继明委员认为，中央提出改革要有顶层设计，过去，我们的改革有“总设计师”邓小平，我们还有个顶层设计机构，就是体改委。
迟福林委员此次上会，带来一份沉甸甸的《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的建议》。这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毫不讳言，其实就是要设立类似当年的“体改委”。[详细]
-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改委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无法再倚重粗放式的资源规模投入，而需以发掘企业家精神为主的效益经济转型，这亟须审视政府与市场边界，为经济发展减负减压。即市场能够自已的领域，政府应逐渐退出，并转向规范监管，而非实质性内容审批。[详细]
一是解散发改委之观点，这显得有些书生意气。当前发改委等所拥有的实质性行政审批职能，如同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非市场化磨损值，既妨碍了企业家精神培育，又加剧了经济社会运行成本，但解散发改委并不会有效降低经济社会的行政磨损成本，甚至权力租金，而只是把权力分散到其他行政部门。因此，可逐渐剥离其行政审批权限，把其定位为政策调研咨询机构。[详细]
其次，是渐进式等待，如等未来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立后，发改委要取消。这既反映出管理层对权力收放的取舍之困，又凸显出改革的惰性。
权力收放的取舍之困，根源于目前主流依旧突出的控制力思维和情结，从而把市场机制作为一种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工具，而非发展之理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立足之本。唯有把市场真正作为经济运行理念，才可凝聚改革共识，助推经济社会转型。[详细]
- 背景：发改委演进过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国家计委”曾长期承担着中国政府对综合经济管理的职能。但是，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国家计委”的功能不断发生转变。[详细]
1998年3月，在朱镕基总理任内，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并把该部门的主要的职责放在管理有关国民经济全局的事务上，着力制定发展战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并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了繁多的行政审批手续。[详细]
2003年3月，温家宝上台后，继续对该机构进行改革；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并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而使得“计划”二字，完全地从中国政府的部门中消失。
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又放弃了它在工业行业管理方面的有关职能和对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管理，并将这两项工作都划入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同时，新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并由其代管。[详细]
- 当前牵制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是过度行政管控下的非市场性交易成本，甚至权力租金。作为实权部门的发改委，若可逐渐剥离其行政审批权限，把其定位为政策调研咨询机构，变成推动经济社会改革的润滑剂，将有利于改革，真正实现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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