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日本盛极一时之际，著名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参选自民党总裁惜败不久，便联合索尼集团总裁盛田昭夫，公开呼吁日本可以说“不”、“日本模式”必将为世界效法。
    话音刚落，日本便陷入“失去的十年”，让人唏嘘不已。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十年九相”的政治乱局让日本依然找不到路在何方。2010年石原慎太郎无奈地说：“日本现在就像一只被阉割掉的狗，对谁都无害。”[详细]

 日本为何陷入失去的十年
    债务危机与建设狂奔 评论家们喜欢揶揄日本是“土建国家”。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世博会为标志，日本从1950年代开始全心致力于公共建设，每年40%以上的财政预算都投入到了公共建设，有些建设在早期无疑是有利的，但逐渐陷入了失控的建设狂奔。 [详细]
    地产投机与海外狂购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森岛通夫曾指出：“日本人崇拜土地的思想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不从这一点理解日本人，也就无法理解日本的泡沫经济。” 根据罗默假说，由于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限制，实际的经济增长将呈下降趋势，从而存在资源环境消耗导致的“尾效”。据测算，日本经济增长中的土地尾效大约为每年0.3561%，加上日本地产泡沫的存在，使得土地约束成为日本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详细]
    盲目乐观的大国心态 正是在日本盲目乐观，又意欲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背景下，日本1985年、1987年先后很乐意地签下《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并多次大手笔投入救市，陶醉于日元是美元救世主的角色。这一系列不相称的“大国贡献”，成为日本盛极必衰的拐点。[详细]
    政商分离导致国民离心 “无能的政治家、优秀却自私的官僚”，这样的政官结构让产业界及国民日益离心，政治信誉消失殆尽。可以说，政官商界的互相分离，是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时无法迅速协力应对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日本改革迟缓、二十年尚难以摆脱困局的根源所在。[详细]

 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外部市场
    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经济在其高速发展时期的水平。以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例，中国目前的水平在65-70%之间，而日本即便是在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比重也未超过30%。再从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看，中国已经达到5-10%的水平，而日本即便在贸易顺差急剧增长的1983-1987年间，这一比重最高也不过是4.1%。[详细]

 资产价格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2009年末、2010年初，A股市盈率已达35-40倍左右，这与日本经济高峰时期最高50倍左右的市盈率已相去不远；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也非常高，国内的房价与租金比已经高达30倍以上，许多大城市的住宅售价中位数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比例已达到15倍以上。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投资率和储蓄率，中国的投资率近年来持续维持在40%以上，而日本即便在经济发展的最快时期，投资率也在39%以下；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达到50%以上，而日本却很少达到这一水平。[详细]

 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极力敦促人民币升值
    去年6月19日宣布人民币汇改之后，我们就曾经多次指出，这是单边升值。如今一年过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累计上涨5.5%，这超出了很多人的3%的预期。与此同时，正是外汇占款迅速导致货币增长的黄金时间，将整个中国物价推得已经不可攀登。中国房价并没有因为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丝毫的撼动。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中国资产价格，却在成本的推动下，上演了只涨不跌的游戏。[详细]

 谢国忠：若改革敷衍 中国将重蹈日本覆辙
    没人把日本的经历作为榜样，相反，它象征着失败。软着陆就像从珠峰跌落却没有骨折，受的都是内伤。如果改革能够得以正确实施，中国将在未来15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如果政府仍然敷衍了事，固执稳定高于一切，那么将重蹈日本的覆辙。[详细]

 蔡昉：未来中国失去不是10年而是100年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2013年到2015年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详细]

 龚方雄：中国经济不会变成第二个日本
    我们整体的发展水平跟日本80年代末泡沫破裂时候发展水平还不同。日本在80年代泡沫破裂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这种情况下,其实跟日本比还太早。我们人均生产总值只有4000多美金,日本是4万多美金。[详细]

 曹远征：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
    我们跟日本不像。尽管表面上好像都像，但是有实质上的不一样。日本当时出现泡沫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了，发达国家就是它完全完成城市化、工业化，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不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详细]

 吴敬琏：改变“出口导向”政策
    “出口导向”并不是一种可以长期支持经济稳定成长的政策。所有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十年、二十年以后,都出现了外汇存底大增、货币因之超发和资产泡沫形成以及资产负债表杠杆化等问题,一旦遇到内部或外部冲击,就会酿成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出现日本“失去二十年”一类问题。[详细]

 李稻葵：坚持大国发展道路
    第一是想方设法提高内需。短期来看，这有赖于通过坚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大规模减税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国居民消费的上升空间巨大，但是根据笔者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博士生陈实的计算，目前约束中国消费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速度缓慢，一旦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进入一个持续上升的通道，中国内需上升的空间就将进一步打开，从而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对外部市场的需求。
    第二是必须在资本市场上下功夫。不断扩大这一市场上优良资产的供给，为占GDP比重高达170%（相当于8万亿美元）的存款提供有效的投资方向，以此化解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迅速扩张，能够在未来五六年内通过资产供给扩张的方式，使深沪两市A、B股的总市值从2009年底的24.39万亿元翻一番，达到50万亿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化解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详细]

 夏斌:人民币吸取日元升值的教训
    日本70年代、80年代的两次升值，都使得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下降。中国当前的汇率升值压力，有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世界动荡所致，金融性因素明显。有鉴于此，中国可考虑在保持汇率对美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重新回到美国危机前汇率适度波动的区间。[详细]

 叶檀：货币学德国 养老学美国
    摆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面前有两种模式,一是德国模式,一是日本模式。鉴于日本模式深陷泥潭难以自拔,而德国模式却得以成功,中国似乎应该学习的是德国模式。
    作为制造大国,德国是中国的前车,作为正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国家,美国鼓励个人努力的方式值得借鉴。无论哪一种方式,包括中国心仪已久的新加坡模式,公平的法律救济是保障模式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是中国最短的短板。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