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肉精暴露的是整个产业的问题
    瘦肉精问题暴露的不仅仅是双汇一个企业的问题，更是整个产业的问题。当前生猪市场还没有优质优价的机制，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大量收购价格低廉的劣质生猪，而优质生猪反而没有优势，行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而企业一旦尝到低成本带来的甜头，更不愿调整发展模式，也制约了养殖业走向产业化之路。事实上，三鹿奶粉事件，早已给这种“上游产业链缺失、下游扩张速度过快”的畸形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详细]

    “健美猪”令双汇陷入危机，这很正常，因为它是消费者的自然反应。但双汇集团所在的河南漯河市，市政府接待办的举动却令人极其费解了。
    这样的情况我们并不陌生，在招商引资是最大任务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不仅给企业撑腰，而且在税收、环境污染这些方面对投资者“宽容”得令人心惊，对企业非法排污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是企业在通过非法手段赚取利润的时候，越来越养成“什么都不怕，有地方政府给我撑腰”的心态。[详细]

    双汇说自己代人受过代养殖户受过、代监管部门受过，所以自己没“过”，可我要是养殖户，我会说，如果你双汇坚决不要含瘦肉精的生猪，检出一次永不再合作，我们还敢用瘦肉精吗？你双汇不拒绝瘦肉精，才害了我们养殖户，那么养殖户是不是在代双汇受过？
    双汇的“代人受过”说，我认为也是暴露了其价值理念的一面：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出现了瘦肉精问题；而出了问题又不愿正确面对，不敢担当，那么最不叫人放心的还是，企业的不诚实；而一个既不厚道也不诚实的企业，我们如何能相信他们会真正吸取教训，保证类似问题不再发生呢？[详细]

    双汇不仅不是一朵白莲花,还是资本市场的一朵娇艳的罪恶之花。
    双汇在股权重组时,引进战略投资者美国高盛集团下属公司和鼎晖基金,倒手之间十几亿的资金玩弄于股掌之中。在MBO之间,通过关联公司与高分红获得收益,在MBO之时不顾普通投资者利益隐瞒信息。[详细]

 央视调查出双汇收购健美猪
    央视报道，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负责生猪采购的业务主管宋洪亮承认，他们厂的确在收购这种添加"瘦肉精"养殖的所谓“加精”猪，而且收购价格比普通猪还要贵一些。这种猪停喂“瘦肉精”一周后，送到他们厂里卖的时候就不容易被查出来。

    瘦肉精事件经媒体曝光后，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生猪待宰圈的存栏生猪随即封存。济源市畜牧局副局长李林说，在这批总数为689头的生猪中，经普检后发现有19头“瘦肉精”疑似阳性生猪，最终17头被确认。

    据河南省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济源市政府在全市的7家双汇连锁店和59家双汇冷鲜肉专营店封存双汇冷鲜猪肉1877.9公斤，共抽样46个，其中6个确认阳性，34个阴性，另有6个正在等待检测结果。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在自身失职成为既定事实以后，双汇应勇于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不能在口头上一边忽悠消费者，一边转嫁自己的错误。如此沽名钓誉的举动不仅无法掩饰自己的工作漏洞，反而会加深公众的不满情绪。我们曾被三鹿深深地伤害过，也为它的轰然倒塌扼腕叹息过。我们不希望双汇成为下一个三鹿，但双汇应拿出足够的勇气和诚意，面对公众的质疑。[详细]

    如果其真的制定并实施了超乎正常值的瘦肉率，就不难看出其为了追求利润，违规到何种程度。现在，双汇真要想脱却要求猪农提供的生猪瘦肉率达到70%的嫌疑，就该立即公布所收生猪的瘦肉率。要知道，所收购生猪的瘦肉率并不是商业秘密，完全没必要遮遮掩掩。[详细]

    如果能够形成一条比较规范、有序、科学、严格的产业链，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操作程序与规范，有监管的标准和体系，那么，发生问题的可能性就能大大降低。但实情并非如此，过于分散、缺乏有效监管的生猪饲养与发展速度过快的生猪加工之间，已形成了巨大反差，纵然生猪加工环节的管理、监管等工作做得再好，也挡不住生猪饲养环节的问题。毕竟，再大的企业、再负责任的检验和检查，也不可能对每头生猪都检查。[详细]

    无论民意还是从司法机关内部传出的声音，几乎一致认为当前食品安全犯罪猖獗的一大症结是违法犯罪的成本太低，正是在这一认知基础上，刑法修正案加大了惩处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乃至规定情节严重者可处死刑。这种重刑的趋向因现实而来，呼应着公众“吃得放心”的底线诉求，在当前条件下无可非议。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再严厉的法律，要进入诉讼领域才能被激活，才能发挥其本来具有的威慑力。如果现有的法律体系中，针对“双汇瘦肉精事件”本来有法可依，却因为种种原因“未依”，那么谁又能够相信，刑法修正案实施之后，那些看上去空前严厉的条款就一定会被激活？ [详细]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在自由经济中，“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这就是说，从事公开和自由的竞争，而没有欺骗或虚假之外。”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像企业主管接受社会责任观点，而非尽力去为股东赚钱这件事那样彻底破坏我们自由社会的根基”。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重要，也是具有限度的（这里称之为“有限度的行善”）。对于“什么时候该说不？”，即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否有限度这个问题，德鲁克说，如果某种社会问题牵涉到的社会责任超乎企业的能力范围，抑或某种社会责任涉及到法律权责，企业就可以拒绝承担。

    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了“全球协议”，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该协议内容是：1，企业应支持并尊重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2，绝不参与任何漠视和践踏人权的行为，3，企业应支持结社自由，承认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的权力，4，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5，有效禁止童工，6，杜绝任何在用工和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7，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8，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9，鼓励无害环境科技的发展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