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政府官员内部，相对位置也发生变化？

　　张维迎：官员也有失落感，一些冷门的部门，现在反倒比较牛起来了。税务、工商、银行，原来没几个人愿意去，什么鬼地方，去的是门路少的人，现在却是最热的部门，挤破了头也要进去。而原来热门的部门，现在没几个人想去。我强调的是，社会变革后不同身份相对位置的变化，这本身是个好事。如果从朴素感情上讲，我现在经常回老家去，现在农民在政府官员面前的腰杆比文化大革命时直多了，就这么一句话。

　　人物周刊：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是个容易引发公众情绪的话题。他们本身是政策制定者，掌握议价的权力，让他们自己制定方案对自己进行补偿，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太书生了？

　　张维迎：里面当然有技术性难题，需要好好研究。但不这样，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来自政府权力部门的抵制。回避这个问题，带来的社会成本更大。你不给他们明补，他们会偷偷地暗补。

　　改革不同于革命，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在文章中也说了，为什么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但领导人吃喝拉撒都报销我们可以接受，而给他们一些补偿换取他们让位，我们则不能接受，这其实是一个观念问题。我的体会，开放近30年，但我们还是习惯于用革命暴力和剥夺的观念来理解现在的改革，容易把改革简单化和情绪化。

　　人物周刊：简单解释何为革命，何为渐进式改革。

　　张维迎：我赞成渐进改革，这是20多年来的观点。社会不能休克，一定要持续生存。历史上看，革命的代价非常大。渐进改革中，可能有一部分人受损，另一部分人得益，但得到的要大于失去的，然后你才拿出东西给受损的人予以补偿。这逼着我们把蛋糕做大，蛋糕做不大拿什么来补偿？蛋糕做不大，只能是革命了。所以渐进式改革一定追求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人物周刊：所谓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有不少人怀念文革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你如何评价这一社会现象？

　　张维迎：我非常遗憾，我们对文革的反思远远不够。如果我们不反思，年轻一代的人大概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文革了。

　　举例说，现在，我们对部分富人有仇视心理，凭什么他拿这么多，我拿那么少？我们应该想想，20年前，谁去经商？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是当时的弱势群体。他们没办法进入政府、国有企业，找不到工作，只好自己干个体。当时干个体不仅有政治压力，甚至连对象都找不到，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年广久，当时雇了几个人，公安机关要逮捕他，抓起来坐牢，说他剥削。

　　后来邓小平批了，说不能抓。现在听起来是个笑话，自己创业自己养活自己，还要被抓起来。而这是不久前的事。当然，富人中也有不法分子。现在，不少人对这些情况已经不了解，对改革过程的艰难越来越陌生。不懂得历史，就不可能理解现实，就不可能为未来的发展找到好的解决方案。改革开放是怎么走过来的，需要多一些人多一些书多一些文章，要有人做这件事。

　　我只能说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是中国的“教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教人致富)。

　　张维迎：教人致富不是什么坏事。但我建议不用这个词，不希望有新的误解。学术界，大家都理解你的意思，不会太在意用什么词，而且我喜欢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帮助别人理解，但现在用词有点提心吊胆。

　　学者用词拘谨，说套话、假话、错不了的话，表达思想的语言都死气沉沉，不是什么好现象。我也不追求什么语不惊人死不休，只是喜欢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表达思想。依我看，大量的经济学文章都充满了大话和假话。

　　人物周刊：甚至不敢说话？

　　张维迎：没有办法。麻烦不在于你一张嘴，别人就怀疑你的学品、人品，因为不仅在中国，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遇到这个问题。我的担心是，很多学品、人品不好的学者，反倒被认为是英雄，代表“社会正义”，代表“学术良知”，他们只要喊几个口号，就被认为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现象非常可怕。这个社会是非颠倒，好人被误认为是坏人，坏人反倒被认为是好人，真正的机会主义者、以学术的名义谋求私利的人，反倒被吹捧为“社会良心”、“民意代言人”。

　　人物周刊：一个普通人，如何识别“民意代言人”？

　　张维迎：如果我们静下心来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哪一次运动不是自我标榜为“民意代言人”？标榜自己是民意代言人的，多半是坏蛋，这是历史的经验。世相复杂，笼统的“民意”是很粗糙的说法。“民意代言人”了解真实的民意吗？假如既不了解历史，也不调查现状，一上来就是“民意代言人”，我们如何相信他不是在糊弄人？

　　人物周刊：是否认可“企业家代言人”的角色？

　　张维迎：我从来不为讨好任何人(包括大众媒体和企业家)而说话，这样的讨好，其实是愚弄。我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代表某一个群体，我只代表我自己。企业家有他们自己的代表，我只是个学者，我对企业家的批评，你可以去网上看看，太多了。学者的主张和建议可能对某一群体有利，但他并不是利益代表，学者既不是利益代表，也不是民意代表。我来自农民，不能说，我全为农民说话，因为农民和工人之间也可能有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