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强:当前全球经济会再现滞胀危机?

2022-06-14 15:56:50 中新经纬 

中新经纬6月14日电 题:当前全球经济会再现滞胀危机?

作者 王家强 中国银行(601988)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对于当前全球经济是否会再现滞胀危机,有必要对照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历史,并沿着后来全球经济发展演进的基础脉络,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百年大变局”的新发展趋势,进行全面评估。

笔者认为,疫情发生以来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经济已实质陷入滞胀状态,严重程度远远高于过去30年曾遭遇的类似状况;特别地,由于正在发生与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相类似的地缘政治事件,需求端的疲弱和供给端的压力同时上升,谈论滞胀威胁已不再是口头上喊“狼来了”。

从经济增长动能角度看,全球经济增长潜力下行,实际增长率已经长期持续低于潜在水平。我们以市场汇率衡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2021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仅为2.2%,远低于危机前30年的3.3%,实质上已经长期陷入“滞”的困境。

一方面,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地受技术革命缓慢推进、人口老龄化加剧、自然环境约束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呈现了增长中枢水平的下行;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治理、中美经贸摩擦、地缘政治动荡、保护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活跃等主观因素,很大程度上逆转了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全球化红利锐减;特别地,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意外冲击,全球经济遭遇百年一遇的大衰退,失业率数据本已够惨淡,如果还原就业意愿下降(劳动参与率不高)等因素,全球真实就业状况相当低迷,能源、资源和设备产能的利用程度持续处于历史低位。

三大因素推升全球通胀高涨

从通货膨胀的角度看,有三大因素正在形成经济迟滞背景下的通胀高涨的巨大压力。

第一,供给侧的冲击日益严峻。在病毒持续变异、疫情一再反复蔓延的情形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到冲击,跨境人员、资金、贸易与投资往来受到巨大干扰,芯片短缺就是其中的突出案例,手机、汽车、电子等一系列产业的产出能力因此受限。全球各国已就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达成广泛一致,传统的高能耗、高消耗行业供给能力受到极大约束,而新兴绿色低碳产业中短期内难以接棒,基础消费品和投资品供应面临短缺风险。俄乌冲突背景下,西方国家与俄罗斯正在经济金融层面走向脱钩,乌克兰经济遭受重创,而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战前提供了世界30%的小麦和大麦、20%的玉米和50%以上的葵花籽油。可以预见,供给侧冲击的风险正在形成和积聚,未来可能出现消费品短缺、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此起彼伏的局面,叠加预期和金融投机因素,通胀压力倍增。

第二,过去十多年里为应对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刺激经济所采取的扩张性政策,为通胀高企埋下伏笔。从财政方面看,2008年以后全球公共债务经历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多轮冲击而快速攀升,各国赤字率达到新高,公共债务融资和扩张性支出政策,产生了可持续性问题。到2020年,全球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为99.2%,财政赤字率为9.9%,均达到了有记录史上最高水平。从货币政策方面看,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了多轮量化宽松举措,到2022年4月,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分别较2008年危机前扩张了9倍多;长期持续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状态,在流动性陷阱下刺激了股票和房地产资产泡沫的膨胀;一旦资产市场发生信心逆转,富裕的流动性将转而追逐更加有限的实物资产和供给短缺商品,进而增加全球通胀压力。

第三,一个重大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应该引起警惕,那就是东西方脱钩。若东西方在科技、金融、产业和贸易等领域市场脱钩风险上升,极大可能将导致世界陷入更为持久的分裂状态,形成多个拥有不同技术标准、市场规则、跨境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在这种情况下,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为抑制全球通胀作出的积极贡献将会下降,全球经济将会陷入增长动能不足(技术创新与效率损失)的困境,叠加供给因素(市场割裂)和金融因素(货币发行更难受约束)的冲击,全方位推升全球滞胀风险。

各国须强化政策协调合作以应对滞胀

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为3.6%,未来5年内增速在2.8%左右,在低基数和复苏疲软的背景下基本符合“滞”的定义;2022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7.4%,较上年的4.7%大幅上升,这将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符合“胀”的标准。全球滞胀总体严重程度,尽管没有大幅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组合那般令人谈虎色变,但在很多国家已成为现实存在,对全球而言则构成更长期的潜在威胁。

据我们统计,到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有60%的发达经济体通胀率超过了5%,远高于2%的通胀容忍度,该占比达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50%的新兴经济体通胀率超过7%,该占比也是过去20年来的最高水平。

面对全球滞胀的威胁,世界各国能否汲取历史教训,采取各种政策工具应对,这取决于多方面因素。20世纪80年代,美联储为治理滞胀危机,货币政策采取了急刹车,带来社会阵痛。而今天,对全球性滞胀的治理,其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从全球范围来看,至少需要各国采取以下层面的努力。

一是共同抵制冷战思维、集团政治妄动和民粹主义思潮,推动全球化进程与和平发展大潮。要秉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通过更有效地合作解决俄乌冲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降低粮食、石油和核心关键科技产品领域供给冲击的不利影响,以更深入的全球化、一体化,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增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调剂各国产能和产品余缺,减少全球性的商品短缺危机。

二是强化各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合作。从财政政策上,要突出维护财政可持续性,减少高债务和赤字政策的负面影响;同时,支出政策更加突出对科技、普惠、绿色、数字化等领域的支持,增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而不是将宝贵的政策资源浪费在军备竞赛、修建围墙、相互拆台等领域。在货币政策上,积极稳妥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同时加强沟通协调,特别是发达国家政策要着力减少对新兴市场的外溢影响。

三是强化风险监测应对与舆论引导。对于即将或已经形成的就业、供给、物价等方面的风险,积极采取市场疏导与供求缓和政策,避免事态的扩大和跨行业、跨境传导,特别是要关注粮食危机对于欠发达国家带来的严重影响,防止由经济问题转为社会、政治危机与人道主义危机。对于不存在实质供给约束的领域,要强化舆论宣传和预期引导,打击囤积居奇、非理性抢购等行为,避免引发生产活动的大起大落和放大社会居民的不安情绪。(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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