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钱玉娟 广州报道 初识杨俊,是看他制作的一系列短视频内容,话题多与丁克相关。记者试探性地问询,这个90小伙便直截了当地介绍,“我是丁克,铁丁”。
出生于浙江绍兴的杨俊,2012年传播学毕业后,先跑了三年多的社会民生类新闻,之后选择回到家乡,在县城小学做起了语文老师。
下了三尺讲台后,杨俊多会穿上西装,打好领结,化身婚礼司仪,去见证一对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大概800对新人了。”这是他截至今年2月23日,过去7年时间里的主持记录。
谈及婚姻,杨俊也有憧憬,可回想初恋女友规划结婚和生子的瞬间,“我没有生孩子的念头”。
这既非来自生活中房子、车子等物质方面的压力,也并不是讨厌孩子,杨俊告诉记者,他很乐于为孩子们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如果我自己有了孩子,小到感冒发烧,大到无法想象的病症,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杨俊还罗列了一个孩子的成长时间轴,读书应考,择业择偶,即使父母在这几十年间提供了如何好的条件,孩子也难免会有失落、孤单的时刻,“人之失意十有八九,快乐、幸福甚至痛苦往往是短暂的瞬间,生老病死才是一个主旋律”。
令记者惊讶的是,彼时,大学毕业才一年的杨俊,竟然会思考如此具有哲学意味的话题,“我找到了一种让孩子躲过痛苦的办法”,他选择不生育,过上一种丁克生活。
准丁克
杨俊至今“丁龄”已有9年。虽然在向父母表露丁克想法之初,“没有剑拔弩张”,他心里清楚,父母所谓的“开明”,不过是在等待儿子主动地产生思想转变。
然而,杨俊基于内心的笃定选择,2019年即将跨入而立之年前,在一番资料查考、咨询医生后,瞒着父母去做了结扎手术,“先斩后奏”,杨俊说。
比杨俊还小7岁的武汉姑娘白蕾,是家里的独生女。自从专科上学期间,她就有意无意地与父母提起丁克概念,但总被认为“还没长大”,父母也劝她说,“别等你意识到儿女的重要性时,不能生了”。白蕾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便常在一些丁克相关的微博超话中参与讨论,表达着自我的真实想法。
看到有网友分享丁克的意愿坚定,甚至摘除子宫的经历。“我不会为丁克赌上一辈子,毕竟未来有太多可能。”白蕾自知与“铁丁”间距离还很远,如果选择的坚定程度有1-10分,她只给自己打到了5分,“我算不及格的”。
在会计的主职工作之外,白蕾还是一个90后、00后丁克群的群主。群规模不大,记者受邀加入其中后,看到包括她在内,共2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丁克党。他们中有的在北京、杭州等一线城市工作,也有一直生活在南宁、贵阳这样的二三线城市中。
“就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倾诉的树洞。”白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自己也在试图寻找一个观念契合的人,“太难了”。
记者在丁克超话中看到,不少丁克党的出发点来自惧怕生育的痛苦,“这是一种很浅显的外因,他们中其实有很多是想要孩子的。”杨俊觉得,丁克观念最本质的一点是,终身不会生育。
如此的意念笃定,让杨俊在恋爱等情感确立上遭遇坎坷。继初恋女友之后,他也谈过三段感情,可每当他与心仪对象确立关系前,表明自己的丁克意愿,对方回以杨俊的多是“你还不成熟”、“你还没玩够”,抑或是直接指责他“不愿意负责任”。
恋情屡屡因丁克而终结,并没让杨俊泄气,他更确定的是,要寻找一个有同样丁克生活愿望的女孩。不过,他也接触过“说自己是丁克”的女孩,可相处久了,“她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孩子是两性间维系情感的粘合剂”,这让杨俊不能接受,他不希望自己做“悔丁”。
一些情侣基于丁克选择组建了家庭,但等到一方高龄面临生育难,或因两方陷于养老问题时,便会对多年的丁克生活感到后悔了。
最早起源于美国的“DINK”概念,原意本是“双收入,无子女”(Double Income,No Kids),后被音译为丁克,于20世纪80年代悄然出现在中国后,丁克慢慢演变为具有生育能力却主动选择不育的人。
“在丁克圈儿,丁克分为这几类:白丁、悔丁、随丁、铁丁。”杨俊属于最后者,也有不少人因为另一半是丁克党而“随丁”。“‘随丁’仿佛一颗不定时炸弹。”他觉得正是这样,导致了“悔丁”甚至“白丁”现象增多。
“生or不生”
身为丁克一族,杨俊不希望这一群体被污名化,“不少人评价丁克党不过是年轻时动动嘴皮子,等玩够了就‘转向’”。参照丁克家庭的标准定义,杨俊觉得,“悔丁、白丁的情况,只能算晚育”。
现年40岁的刘晓云,曾经一度以为过上了理想的“铁丁”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日子不发愁”。
不用像身边朋友和同事那样,为了孩子的吃穿用度而省吃俭用,日常她与丈夫除了还房贷,生活支出多花在了二人的消费升级、旅游休闲等需求上。
直到两年前,丈夫“悔丁”,让刘晓云不得不成了“白丁”中的一员。
刘晓云出生在了一个北方小城,同记者讲述起自己出生的时间点,“正好是国家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的那年,1982年”。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更为包容、现代化。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刘晓云深知父母在其成长过程中倾注了太多心血,“他们省吃俭用,只为了让我能生活得更好,上最好的学校”。
知恩、感恩的同时,刘晓云心里满是压力,“不想过类似父母那样的生活”。她是在读高中后才真正知晓了丁克概念,她早早就期许未来的另一半也是想法契合的人,一起组建丁克家庭。
12年前,刘晓云与丈夫确立恋爱关系前有“约法三章”,排在首位的要求便是“接受我不生孩子”。年长一岁的丈夫,虽不是丁克党,恰逢当时没有渴望要下一代的想法,便以“随丁”的身份,与妻子达成一致,步入了婚姻生活。
褪去前几年的浪漫,生活逐渐归于平淡后,2019年初,在他们组建丁克家庭10周年之际,丈夫开始向刘晓云有意无意表达着对生养后代的渴望。刹那间,“生or不生”的选择题,摆在了刘晓云面前。
“这对于执着于丁克生活的人来说,就像一场人生大考。”要与自由,且不被下一代束缚的生活告别,让刘晓云足足考虑了一个多月。最终,“出于(对丈夫的)爱。”她选择换位思考,为了另一半“被迫回归传统现实”,成了“白丁”。
“不婚不育,它是没有门槛的。”在杨俊这样的“铁丁”眼里,结婚生育反倒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要经营好家庭,要养育好孩子,这件事情是有难度的”。
确实,刘晓云在选择做妈妈后,经历了太多故事。至今,她回想怀孕、生产的过程,“还会冒冷汗”。
2019年近38岁高龄的刘晓云,历时大半年,求医问诊多次,才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成功怀孕。合计备孕过程的花销,“钱都值半辆小汽车了。”不止这样,自此,他们夫妻二人每月的消费支出中,“大头都投资在了闺女身上”。
时间飞快,孩子马上就两岁了,回想从“铁丁”到“白丁”的转变,刘晓云依然失落,但看到如今变身“女儿奴”的丈夫,孩童绕膝时,脸上洋溢着的快乐,她也理解了“悔丁”族背后,“可能想的就是老有所乐”。
生育不等于养老
回看刘晓云丈夫成为“悔丁”的大背景,我国已经对“一家二孩”予以政策加持,短短间隔两三年,国家又在2021年对三孩生育政策进行了全面放开,上述举措都旨在进一步提升中国家庭户的规模结构。
但在2021年年中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数据显示,对应于家庭户规模结构的变化,1人户和2人户的占比将维持上升的态势,这说明,“离异家庭、丁克家庭、晚育家庭、独居老人、独居青年”的数量在增多。而在补充数据中可知,截止到2021年10月,中国已有超过60万的丁克家庭。
人口普查结果发出后,丁克超话群里增添了一个新的话题讨论,中国的第一批丁克族,正进入养老阶段,他们是否面临老无所依?
对此,杨俊不禁追问,难道生育就等于解决了养老问题,老有所依了吗?
以自己的原生家庭为例,杨俊虽用了普通两字来形容,但“父母关系融洽,没有那种畸形、病态的家庭组成,总体来说我们是挺幸福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杨俊成长中看到了祖父母一辈在年老时被病痛折磨的状态,“进ICU,浑身插满管子”,他最大的感受是,祖辈痛苦,父辈也跟着难受。
待到杨俊思想成熟后,他选择避免这样的经历,丁克后即便会被质疑“老无所依”,但他从不觉得养老是一个问题。
“有孩子照顾,仍然不可避免的遭受病痛的折磨和死神的眷顾,区别只是时间问题。”甚至,在从事社会民生新闻的那几年里,杨俊看到太多“生而不养或难养”的事例,他觉得生育并不等于养老,而一些夫妻讨论生育话题时总会牵涉未来养老,“这是不尊重生命”。
刘晓云的父母,在其成年后就曾与之讨论,“他们说老了就进养老院”。她自知不会忽视赡养老人的义务,但之于本心想法,“我也不会把未来养老的担子,压在闺女身上”。
即便是跳出丁克的角色,杨俊以第三者视角来评判,他依然认为,“没有孩子,养老更好。”不容忽视的是,中国老年人数量不断攀升,也带动了养老产业的需求增长以及模式发展。
可以为老人提供全方位照顾的养老机构,包括福利院、养老院、托老所、老年公寓、临终关怀医院等,这些机构愈发正规且管理严格化。
在讨论中,有人抛出了养老院拒收丁克党的帖子,为此,记者电话采访了广州市某养老院,该院就有两个丁克家庭老人的例子,其回应称,作为正规的养老机构,只会对患有比较严重的精神类疾病和传染病的老人拒收。
不单对养老问题提早做了规划,杨俊还专门考察了我国对器官捐献的相关要求,“这是丁克最好的出路”,已经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的他,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有器官需要的病人,希望为中国的医学研究献上一分力。
种过花草植物,也养过金鱼的杨俊,在它们消亡时深感无奈,面对记者,他坦言内心有害怕,“一个新生命,会有太多不确定性的东西,令人无法左右,不能操控”。既然可以选择,“铁丁”的他希望生命少些痛苦,即便自己将来会孤独地面临生死,那一刻,他也做好了准备,“我的生命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下去”。
(文中受访对象均做化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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