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新台阶与背后的可持续发展

【建言护航】

建议相关部门适度着手定期考察城市居民对公共品的支付意愿，从而更加能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制定相关政策。

潘聿航

202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已经达到12551美元，超过世界1.21万美元人均GDP水平。这一具有“门槛效应”的现象将改变许多产业格局，对许多政策制定也有引申意义，而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国民收入的变化会影响环境污染相关的产业格局。当收入跨过均值门槛时，可以大致认为中国人群对于污染的“厌恶”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这里的“厌恶”与“平均水平”可以从至少两个角度来阐述，第一，同样程度的污染，在中国造成的危害可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第二，同样程度的污染，中国老百姓(603883)对减少这些污染物的支付意愿，可能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如何认识这一转变？可以多角度观察：从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国过去人均收入低，通过发展大量的与污染相关的行业提高了人均收入，成为了世界工厂。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产品出售到国外，生产时产生的污染却留在国内，影响环境和居民健康。不过，这一时期的污染带来的损害可能低于发展工业带来的好处，从社会总体福利的角度可能是合理的。但在跨过“平均水平”的门槛后，我国在世界上的分工可能就会因此快速变化。贸易上，我们可能会转向从其他更低收入的国家来购买与污染相关的产品，不再是“污染天堂”。这些年国内相关产业的外流，或者沿海发达省份向内陆省份的“腾笼换鸟”就是这一内容的真实写照。

从产业格局的角度看，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或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转变是收入上升过程中伴随的经济结构变化，而后两者往往也是更清洁、更高效的行业。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产业转变并不限于产业间的替代，也包括产业内的升级。例如，传统的石油化工行业不一定需要“一刀切”式的淘汰，如果排放降低、技术领先、自动化程度高，一样是达成了目标。即政策可以不以行业为准，而以技术等指标为先。另一方面，在产业格局变化的过程中，虽然市场能自发发挥导向作用，良好的政策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许多技术革新需要依靠中小微企业、留住高端人才。如果补贴依旧大规模地流向传统行业，挤压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限制高端人才的就业选择，这只会限制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步伐。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讲，提高的支付意愿、增加的污染成本会更加放大一些可持续发展政策带来的效益。例如，2020年芝加哥大学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研究人员就指出，中国老百姓对于减少空气污染的支付意愿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如果将一个城市的所有人的支付意愿加总，将是一笔应对空气污染不菲的价值，可以从科学角度论证、推动许多环境政策的落地。如煤改气等政策，实施时成本高昂、建成后效益不明，很多地方政府都难以下决心，但如果考虑了收入增加后人群的支付意愿，将是一笔值得进行的公共品投资。

过去，中国许多的诸如此类的政策制定都有这样的习惯，即没有考虑到人口的支付意愿，在有限的情况下也只是考虑到了污染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在收入上升到一定的水平时，人民对于公共品的支付意愿已经不容忽视，在许多城市其实出现了“公共品短缺”的现象，这其实是政府的缺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被忽视的支付意愿正是这一矛盾背后的经济学含义。建议相关部门适度着手定期考察城市居民对公共品的支付意愿，从而更加能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制定相关政策。

（作者系康桥经济社研究员，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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