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少子化趋势、社会文化变迁和社会经济因素推动“三人家庭”格局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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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记   者丨卜羽勤

　　编   辑丨周上祺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公布。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为4.93亿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88.52%；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

　　对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10年来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上升幅度分别为2.15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细化到省份，江浙沪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呈现增长态势，但同属长三角的安徽2020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较2010年有所下降，降幅为0.12个百分点。

　　如何理解人户分离的显著趋势？

　　为何会出现平均户人口持续下降的现象？

　　打破“三人家庭”意味着什么？

　　四大区域的流动变化格局可能继续固化吗？

　　就上述问题，5月11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

　　多重因素致户均人口持续下降

　　《21世纪》：调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2506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过去十年间人口跨区域流动趋势非常显著，而这种现象在市辖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如何理解人户分离的显著趋势？

　　陆铭：我认为关注焦点不应该在市辖区内，而是流动人口的增幅。所谓“市辖区内”，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城市的中心城区的话，那么市辖区内的人口流动有可能是从一个区搬到另外一个区，虽然户籍没有搬迁，但是会导致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数据增长。这些数据中更应该关注的是近70%的流动人口高增幅，这表明中国跨县流动人口，即从一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增长速度非常快。跨县流动的主体实际上就是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而且有相当部分是跨地区的流动。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动力非常强劲。包括这次公布的城镇人口占比达到了63.89%，比之前年度公布的城镇化率也要明显偏高。按照之前的说法，2019年是60.60%，2020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要比之前年度公布的数据高了将近三个百分点。

　　此外，人口跨地区的流动也反映出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叠加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必然带来城镇地区，尤其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因此应该认为，由这次人口普查和上几次人口普查所表现出来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以及跨地区流动的趋势会长期存在，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及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的一种体现。

　　《21世纪》：2020年统计年鉴指出，2019年末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2.80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36亿人。对比此次普查数据中的到2020年11月1日人户分离人口近4.93亿人的数据，短短一年时间人口出现大量流动的原因有哪些？

　　陆铭：因为中国除了普查年份以外，其他年份的数据都是推算出来的，不是普查结果。所以这么大幅度的差别不是因为一年时间人口出现大量流动，而是因为平时基于估算的统计比较严重地低估了人口流动的规模。

　　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甚至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数据是被低估的。因为截止到去年人口普查时期，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服务业还没有完全恢复。如果在常态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规模很有可能比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出的规模还要大。所以，我认为主要原因应不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而是中国在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之下，对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和跨地区流动需求的带动。

　　《21世纪》：普查数据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如何理解平均户人口持续下降的现象？“三人家庭”的打破有哪些原因？

　　陆铭：户均人口持续下降是由多重因素所导致的。第一重因素是少子化趋势。中国近年来的确出生率在持续下降，每个家庭平均的孩子数量也会下降，那么就导致了户均人口数量下降的现象；

　　第二重因素是社会文化的变迁，年轻人和老人共同居住的传统家庭模式在发生变化。一种变化是出于人口的流动，比如在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过程中，一些青年夫妻会流动出来独立成户。在跨地区流动中，一些年轻人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后会流动出来，那么和父母就算做两户；

　　第三重因素是一些社会经济因素，青年人越来越喜欢拥有一个独立的生活居住空间的趋势会长期存在并发展下去。因为城市地区的社会分工和服务业都发展得比较完善，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一些外卖、就医、养老等服务社会化创造了条件，也会促进“三人家庭”的打破。

　　东部地区占总人口比重提高的趋势会持续

　　《21世纪》：分区域看，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中部和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你怎样看待这四大区域的流动变化情况，未来这一格局可能继续固化吗？

　　陆铭：我认为东部地区所占人口比重提高的趋势会持续下去，且这一趋势长期来看不会发生变化。因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外向型程度更高，更能借助于靠海拥港的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以目前东部地区占全国GDP的份额，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吸纳一些人口。相对应的，中国其他地区人口比重的下降是可以理解的。

　　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22个百分点，如果等到市一级的数据公布，我相信能看到人口比重的上升主要是由一些西部中心城市，比如成都、重庆、西安等地驱动的。这些城市近年来也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大幅度上升，可以带动西部地区人口的增长。但是它不会对区域发展格局产生大的影响。因而整体来看，这次人口普查所呈现出来的人口区域流动变化特征，应该在未来会有所持续的。

　　《21世纪》：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江浙沪人口仍呈现增长特征，尤其是浙江、江苏的人口增长数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名第二、第三，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分别增长0.51和0.13个百分点。但同属长三角的安徽2020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较2010年有所下降，降幅为0.12个百分点。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陆铭：人口在全国不同地区间的流入流出符合人口和经济在区域间重新布局的需要。总体上长三角地区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活力方面是最强劲的地区，所以会成为人口流入地，这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相对来讲，处在长三角外围地区的安徽，它的经济和人口增长空间比较小，即便在安徽内部也有很大的分化，所以不能笼统认为安徽成为了人口流出地。安徽人口在全国的占比有所下降，主要是由皖南皖北以农业或者资源型产业为主的一些地区带来的。但在安徽内部，合肥周边以及沿江都市带，实际上也是人口流入的。

　　所以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看省一级的数据，在城市群内部，甚至在一个省内部，城市间都存在差异。在中国经济进入到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比为主，特别是服务业占比甚至超过制造业的时候，不同城市在创造就业机会上就出现了分化。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一些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周围的地区以及各方面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可能会成为人口流出省份中的人口流入地区。

　　（本报记者刘美琳、实习生毛欣越对此亦有贡献。）

　　本期编辑 刘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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