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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业对外资开放,“双循环”应有之义

2021-03-02 01:04:41 新京报 

■ 社论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会点上,改革与开放的比翼双飞、耦合作用,必将为我国经济注入最强的原动力。

“全面开放一般制造业,有序放开电信领域外资准入限制。”3月1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部长肖亚庆的一番话,引发关注。

扩大开放、大幅度放宽内外资市场准入,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根基性命题。

这其中,如果说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是画龙,有序放开电信业外资准入限制则是点睛。电信业既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领域,又是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根基。有序放开电信业,预示着我国正在用更加开放的姿态构建新基建的发展方略,也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有之义。

近年来,我国在电信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5G网络覆盖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在电信领域分工市场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当下,有序开放国内电信,让外资等企业分享中国日益浑厚的电信市场、数字经济市场,也很有必要。

这不仅可以有效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推进我国电信市场的快速、高效发展,还可借助我国深厚的电信市场根基,融入国际电信市场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用切实的开放姿态,身体力行公平地维护国际自由贸易。

当然,有序放开电信业外资准入限制,更多的是我国向世界展示“开放中国”的象征意义。如何做好其中的功课,无疑是当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共识”,但“共识”要想变成可信的“允诺”,还需要下更大的力气。

以电信业为例,在传统电信业务受到新兴社交通讯公司冲击的当下,目前三大运营商缺乏看得见的新利润增长点。而随着5G网络的布局,三大运营商不得不大规模举债扩展业务。

这很大程度源自市场准入垄断保护带来的企业惰性。毕竟,越来越多的新兴企业正在蚕食运营商的传统业务,而运营商却无能为力的现状,与运营商在体制机制上的不灵敏和市场敏感适应能力不足,不无关系。当此之时,发展电信业,唯有加快国企改革,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

此外,也要允许各种形式的企业以股权为纽带,实现真正意义的市场化混合所有制。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国企的高负债率,还有助于在体制机制上为国企注入活力,使国企真正成为市场化主体,从而扫除全面开放的障碍。

与此同时,电信业发展,也需要数字资产确权的制度性保障。当前处于新旧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以数字经济为主的新基建,成为了经济中最大的亮点之一。数字经济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规范问题,又尤其是产权规范。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驱动因素,就是产权的确权。唯有合乎公理的数字资产确权,以数字经济为主的新基建才能行稳致远。否则,数字经济将面临复杂的数字产权困境,即若拥有数字产权的市场主体,对底层数字资产缺乏控制权,也无法控制其质量。

为此,将数字资产层层剥笋到最底层的行为人和生物特征拥有者,将其产权确权给这些行为人和生物特征拥有者,并明确其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和最终索取权等权益边界,数字经济才能真正健康发展。否则,数字很难真正产权化,数字经济始终祛除不掉去伪存真的困境。

总之,包括电信业有序放开准入限制在内的一系列开放政策,正在为市场主体提供海阔任鱼跃的宽广舞台、助力“双循环”;不断深化的各领域改革,正在为开放注入可信允诺,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会点上,改革与开放的比翼双飞、耦合作用,必将为我国经济注入最强的原动力。

(责任编辑:王治强 HF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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