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啸、战争、监禁、 极端不平等中 经济如何保持韧性？

　　[ 大部分经济学家梦想找到一种能保证繁荣的普遍规律，戴维斯却专注于各种极端情况下经济体的运转情况。他认为，要想预测未来，就要找到一个持续的趋势，并观察那些经历过这种趋势发展到极端的人的生活。戴维斯相信，那些经历过极端情况的人是我们的“先头部队”，他们已经到达的地方，正是人类未来可能过上的生活。 ]

　　面对自然灾害、战争和牢狱之灾，人如何生存下去？这是电影编剧和小说家们喜欢的主题。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es）的《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也瞄准了人在这些极端状况下的生存选择。他行程16万公里，走访9个经济体，采访了500多人，细致地观察和研究了个人和经济体如何在重压下保持韧性，从而不仅得以生存下来，还能重塑并繁荣起来。

　　在亲身探访了海啸后的村庄、难民营、监狱等地后，这位英国央行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前英国财政大臣经济顾问及英国财政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细致入微地写下了这些地区和人群与压力抗衡的故事：

　　几乎被海啸摧毁的印度尼西亚特区亚齐，劫后余生的人在一片废墟中迅速重建了他们的家园；

　　约旦北部两个毗邻而建的难民营里，居住的都是叙利亚人，但其中一个商贸繁荣，生活丰富多彩，另一个却冷寂无聊，极端压抑；

　　美国最大的安哥拉监狱，犯人们在狱警的眼皮底下发展出规模庞大的地下商业，能干的囚犯能搞到包括烟草和毒品在内的各种商品，还能提供文身和理发这样的服务，监狱里甚至还开发出多种“平行货币”，用以购买物品、贿赂狱警；

　　而在刚果的金沙萨、英国的格拉斯哥、日本的秋田以及智利的圣地亚哥，当地人都在经历着自然资源枯竭、产业凋零、老龄化和社会极端不平等的考验……

　　大部分经济学家梦想找到一种能保证繁荣的普遍规律，理查德·戴维斯却专注于各种极端情况下经济体的运转情况。他的灵感源于凯恩斯1928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凯恩斯认为，要想预测未来，就要找到一个持续的趋势，并观察那些经历过这种趋势发展到极端的人的生活。戴维斯相信，那些经历过极端情况的人是我们的“先头部队”，他们已经到达的地方，正是人类未来可能过上的生活。

　　浙商资产研究院副院长冯毅是本书译者之一。当他从出版社手中拿到《极端经济》英文版时，就感到书中很多内容与当下中国的经济转型密切关联，比如工业衰退、自然资源开发过度，这些问题都能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找到对应。他开始着手翻译时正值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一度打乱了中国经济，这让他意识到“此书的意义已经不止于经济学，黑天鹅突然降临时，一个社会、一家公司如何保持韧性？这本书给了很多启发”。

　　充分自由的市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正是戴维斯走过9个极端之地后，寻找到的保持经济韧性的要诀。2004年被一场海啸冲毁的亚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戴维斯结识的餐厅老板苏尔杨迪很快在用浮木搭建的棚屋里重起炉灶，出售他拿手的烤鱼。咖啡厅老板萨努西对咖啡供应链了如指掌，只要一点点外来经济资助，他很快就能重整旗鼓。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资助，而是任其“野蛮生长”。“在知识、技能和努力的结合之下，很小的资金帮助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戴维斯写道。当然，他也看到亚齐那些原本处于经济底层的人，生活并没有因为灾后重建得到改善。虽然政府出钱为他们规划了新村庄，让他们从出租屋里搬了出来，但他们依然从事低端的工作，需要每天从山上的村庄走到山下上班，村里的市场也依然苍凉破败，毫无人气。戴维斯指出：“人力资本是有弹性的，这意味着经济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重建，但其中的分化却难以改变。”

　　在约旦北部的扎塔里难民营，走私成了经济的引擎。联合国官员不让难民们使用现金，只给他们每人配备一种电子卡，购买每一类物品都有限额。这让难民们的购物很不自由，他们买不到真正想要的商品，而且要承担远高于外界的价格。后来，通过走私，那里发展出一个巨大的自由市场，催生出两条商业街，供应各类咖啡、理发、婚纱租赁、沙拉三明治，还有衣服、电视、自行车。人们过上了和在家乡差不多的生活。扎塔里的“企业”很多，就业率达到65%，比法国还高。但是官方对这个依靠走私繁荣起来的地方很不满意，于是建了一个孪生兄弟般的难民营——阿兹拉克。这个营地是按照严格的设计建造的，规划非常严格，以至于市场的力量被完全挤出去了。阿兹拉克的就业率只有9%，而且从事的是官方提供的有偿志愿者服务。所有适龄劳动人口都无所事事。戴维斯遇到的一些难民对他说，他们宁愿面对战争，都不愿生活在阿兹拉克，因为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监狱。耐人寻味的是，如果仅看官方数字，这两个难民营的生活大同小异，甚至仅从外观看，阿兹拉克还更规整、更干净。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情况令戴维斯担忧。经历了经济奇迹之后的圣地亚哥虽然物质相对充裕，但社会资本极度匮乏，这缘于当地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已经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购物、教育、住房、公共设施，等等。穷人区和富人区的房子是按照海拔高度分布的，穷人住在低洼地带，富人居住在高处；孩子们的读书成绩分布，遵循的也是同样的规律，只要知道一个孩子住在哪里，几乎就能预测他的成绩；一些公共设施，比如图书馆和公园，也被人用财富等级分割开来，更不要说共享汽车、体重秤这样的公共品了。戴维斯认为，社群之间的鸿沟削减了社会凝聚力，导致人们无法将各种资源捆绑起来，加以综合利用。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的社会，一旦面临灾祸，将是不堪一击的。戴维斯还警示人们，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恰恰是很多新兴国家正在走的道路。

　　《极端经济》英文版是去年出版的，获得了2019年度英国《金融时报》和麦肯锡年度商业书籍奖，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也大加推荐——罗默的主要贡献正是将人力资本和新思想放入了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以此提醒人们，人口和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推荐语中，罗默写道：

　　“当方程与数据相互作用时，经济不会发生变化。经济是人们——真实的人，有名字的人——相互作用的结果。” 

　　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