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冯毅：应对极端状况的好办法是让人们自己想办法， 释放市场内部力量

　　第一财经：“社会资本”是《极端经济》强调的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你的观察中，中国的现实有什么对应的案例？

　　冯毅：疫情开始以后，直播带货、网络会议等开始变得非常火。这其实就是民间自发产生的一种办法。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口罩。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是口罩最紧缺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没口罩。如果按照官方渠道，去药店买，相当麻烦，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也买不到多少。但最后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这就是社会资本，或者说，非正式网络在起作用了。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途径解决了口罩的问题。

　　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放、管、服”，就是释放民间市场，让民间有更多力量。做到“有限政府、有为市场”，其实就是让人们自己想办法，释放市场内部的力量。我们现在提到了“内循环”，中国市场那么大，激发起自身活力，完全可以把“内循环”搞得很好。

　　第一财经：戴维斯笔下的安哥拉监狱，犯人们用烟草、核桃糖和一种类似于绿点卡的东西作为“平行货币”，用以兑换商品。这有点像从前义乌地区的“鸡毛换糖”。在改革开放40年以后的今天，中国的市场环境远比当年有活力，各种创新层出不穷，这种非正式网络在当下又有何作为呢？

　　冯毅：安哥拉监狱经济运作的情况的确和“鸡毛换糖”类似，其实就是一个地下市场，最终带动了经济发展，促进生活正常化。这个情况其实也和前几年的网约车很相似。网约车本身也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变革，是基于人们生活的需求自发组织起来的。网约车平台整合的是社会资本，经历的成长过程也相当复杂，曾经一度被很多地方反对、封杀。但它最终还是生存下来了。

　　这两年，我们的社会宽容很多，所以创新的商业模式也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这些新兴产业养活了很多人，是民间形成的互助网络，让草根民众有了更多生活空间。

　　第一财经：浙商在历史上一直是实力和凝聚力都很强的团体，他们之间的互助借贷网络也很强。作为浙商资产研究院副院长，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借贷网络的？

　　冯毅：借贷网络很强，这有好处也有坏处。中国两个地方的商人相互之间信任感很强，一个是温州，一个是潮汕，需要钱，甚至也不打欠条，说一声，钱就到位了。这两个地方都是宗族观念很强，相互之间沾亲带故，所以赖账的成本会很高，因为一次失信就可能名誉扫地，以后再也不能在本土商圈混了。不利之处就是，他们的借贷关系就像蜘蛛网一样，相互担保，一旦有企业倒闭，影响的可能是五六家企业。前些年在温州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倒了一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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