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晋晖
从“地摊经济”到灵活就业,国务院推出的“保就业”组合拳持续加码。电商、直播、外卖配送等新业态就业需求的逆势增长,让灵活就业成为了疫情期间重要的就业“吸纳器”,有望对稳定就业发挥重要作用。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下称《意见》),强调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是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对拓宽就业新渠道、培育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
曾经在我国经济转型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个体经济,如今又在“保就业”中被国务院给予厚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较为罕见地3次提到了“个体工商户”,提出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意见》也将鼓励个体经营作为扩宽灵活就业渠道的首要途径。
在互联网时代,灵活就业不仅仅是困难群体的被动选择,也是一些有能力、有一技之长者的主动选择,互联网平台为这些人赋能之后,他们可以成长为新时代的“新个体户”。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表示,当前我国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人数约占城镇就业人员的60%左右。灵活就业有助于缓解就业市场的压力,但同时也要看到灵活就业因为工时长、收入不稳定、大部分未进入社保,导致的就业质量问题突出。下一步发展灵活就业,需要与规范就业市场、提高就业质量相结合。
“保就业”政策应出尽出
曾湘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无论是前段时间对地摊经济的支持,还是近日聚力支持灵活就业,显示出了国务院在保就业政策上“应出尽出“的精神。
“应出尽出”的背后是疫情发生以来就业压力的陡然上升。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近日在《求是》杂志上发文称,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农民工、大学生等群体就业压力不容忽视,特别是随着毕业季到来,大学生失业问题更加突出。6月份,全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调查失业率为19.3%,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上升2.1个、3.9个百分点。
再看农民工的数据,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同比仍高0.6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外来农业人口(主要是进城农民工)失业率同比高0.7个百分点,反映出农民工就业受疫情影响大。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灵活就业成为政府缓解就业压力的一种努力。《意见》提出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包括鼓励劳动者创办小规模经济实体,支持发展各类特色小店;增加非全日制就业机会;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快推动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教育培训、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行业发展,创造更多灵活就业岗位。
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新就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意见》从国家层面为支持灵活就业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总体方向是顺应灵活就业发展趋势,为灵活就业发展提供顶层设计,破解灵活就业发展中的政策阻碍,明确各部门推动灵活就业发展所承担的责任。
在具体举措上,《意见》包含了大量对现有政策和操作做法的突破。例如,“把灵活就业岗位供求信息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突破了只有正规就业岗位才能进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的限制;“将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有关工作纳入文明城市创建和测评内容”把过去城市灵活就业发展与创建文明城市的矛盾对立统一起来,直接加入到创建文明城市的指标中。
新业态成为就业“吸纳器”
曾湘泉表示,国际上将就业划分为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标准就业与非标准就业等,我国的灵活就业就相当于是非正规就业,在汉语语境中,非正规就业具有贬义,而灵活就业显得更中性些。
灵活就业是指在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作场所等方面,不同于传统正规或标准雇佣方式的其他就业形式的总和。比如,自营就业、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兼职就业、远程就业、独立就业、承包就业等。
比如,个体户是自雇者,属于典型的非正规就业,是灵活就业的主力军。以2019年城镇就业人员4.4亿的60%计算,我国的灵活就业者约为2.6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个体就业人数为1.77亿,其中城镇就业人数1.17亿,乡村个体就业人数0.6亿。
曾湘泉表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灵活就业呈现出与原来不同的特征,它们依托技术平台进行无接触经济活动,并能最大限度激发个人潜能。
除了滴滴、美团等,目前数字文化平台也创造了大量不同于传统就业的工作形态,比如,泛娱乐的直播、游戏直播、电商直播等,还有网络文学平台等。
智联招聘最新的一项关于新型灵活就业的调查显示,电商平台、生活配送、生活服务、微商平台、知识服务、自媒体、直播平台、共享出行司机等八类灵活就业企业需求增长迅速,需求人数同比增长82%,存在较大的劳动力缺口。
《意见》提出,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促进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加快推动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教育培训、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行业发展,为劳动者居家就业、远程办公、兼职就业创造条件。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也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开辟就业新空间。
灵活就业者社保福利待完善
灵活就业最大的挑战是就业质量不高。
中国就业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从标准就业和非标准就业(灵活就业)的就业质量对比情况来看,非标准就业在工资、工时和社会保障这三个就业质量维度上都相对较低。以养老保险为例,标准就业的养老保险参保率约为77.3%,灵活就业中的自雇者(个体户)的参保比例最低,约为34.5%。
智联招聘的在线调查也证明了灵活就业普遍福利水平低,亟须提升社会保障,其中,传统就业五险一金的参保比例为68.8%,而新型灵活就业者为56.6%。
曾湘泉表示,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他们参加社保面临的主要障碍是身份认定,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将一部分人变成个体工商户,以个体工商户的身份来缴纳社保,二是回户籍所在地缴纳居民医保。
虽然各地均出台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纳的优惠政策,但一般只针对具有本市户籍的人口。
第一财经记者从北京市12333社会保障服务热线了解到,北京市的灵活就业社保政策只限于北京户籍,如果没有北京户籍的人士想参加北京的养老保险,只有单位代缴和自己注册为个体户后自己为自己缴纳这两种方式,但后者必须按照企业费率来交,而不能享受当地灵活就业者的优惠费率。
曾湘泉表示,对自营性质的灵活就业,国家还可以提供一些社保补贴。但随着互联网发展,对非工商登记,比如数量庞大的互联网平台就业人员,虽然同属于自营性质的灵活就业,如何纳入这一体系,并未找到答案。
《意见》没有直面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业内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当前形势下,解决就业问题要比缴纳社保更迫切。
但是《意见》提出了要维护劳动保障权益。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责任。
张成刚表示,维护劳动保障权益也是《意见》的重要内容之一。《意见》对新就业形态的劳动保障权益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关联企业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职业安全保障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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