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你说了不算

　　1.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

　　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流行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作为全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区域，对全国有着财富与机遇梦想的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经过四十年的建设，广东GDP总量从1989年开始已经连续31年占据全国第一的位置。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人口的剧增和城镇化率的飞速提升。

　　最新数据表明： 2019年，广东省常住人口数量继续居全国首位，占全国人口总量的8.23%，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人口密度为全国的4.4倍。广东的城镇化水平看，2019年末，居住在城镇的常住人口占常住人口总量的71.40%，这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80个百分点，是除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外，人口城镇化水平最高的省份。（根据2020年4月28日广东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松绑，外向型经济地理位置，全球产业转移。不但带来广东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人口的持续流入。单粤港澳大湾区每年净流入人口就达到83万左右。（浙江和广东净流入人口占全国的70%）

　　2.蚁族与蜗居，逃离北上广

　　大概在上一个十年，突然社会上流传一种“逃离北上广”的现象。逃离的理由很多，一般说因为住房价格，和生活压力。当然据说也有人是因为故乡情怀，或者其他的浪漫主义的原因。

　　甚至一度全社会都在讨论蚁族与“蜗居”。根据一些社会学家的定义，“蚁族，主要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他们中有九成人是童年时曾被称为家中“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

　　《蜗居》原本是一部电视剧的名字，讲述的内容也大概是初入社会的大学生奋斗的艰难，它也指城市里居住条件很差，像蜗牛一样。住房压力成为很多人逃离大城市的主要理由。

　　3.北上广逃离的人到底去了哪里？

　　逃离北上广的理由很多，但是每个逃离者都回到乡下或者找到梦想的伊甸园吗？据官方统计数据，2015年北京城六区、上海城区常住人口均由正转负，去年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再度同比下降3%。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

　　从流入城市中，重庆对北上广深流出人口均具有较高的吸引力，流入总量占比最高，成为最受逃离人群青睐的城市，其次为杭州、成都、厦门、苏州、南宁、南京、长沙、武汉等。从整体上来看，逃离人群流入地区仍以周边潜力城市为主。

　　逃离北上广的人大部分不过是换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继续做着城市居民。逃离的原因主要还是住房和就业。真正的回到乡下，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的很少：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4.疫情后的反思：我们应该要住在哪里

　　2019年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袭击了武汉，并迅速向全国蔓延开去。面对重大疫情危机，武汉床位不足，医护人员不足，物资不足。一线城市确实在资源的聚集和吸引力方面，远高于其他城市。但是危机来临，因为人口基数大，密度大。也非也值得怀疑，小问题也很容易变成大问题。

　　近年来关于城市交通拥堵，城市污染以及食品安全安全等事件，让大家对一线城市的宜居条件有了更系统的认识。疫情影响下的城市经济也有着天壤之别，当其他的城市因为疫情影响陷入经济负增长，江苏省的南京市却跑出了一个正增长的数据来。即使同为一线城市，危机处置和应对能力也是很不一样的，经济的推动和发展策略也是差别很大。

　　至于疫情中的普通人，城市里的日常防护比农村难多了。楼道里，电梯中，城市里有很多封闭场所都是易感染的场合。相比农村来说，感染风险高出很多。疫情过后也有一些城市人开始反思城市生活的风险，甚至搬到城市边缘，过着“钟摆式”的城乡两地生活。

　　5.城镇化率60%之后，我们最终住在哪里？

　　两会工作报告中提到，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重大区域战略深入实施。早在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比上年末提高1.01个百分点。

　　其中，一线城市中，深圳城镇化率最高，达到99.7%，其次是上海，88.1%，北京86.6%，广州86.1%。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数据60.06%。

　　按照国际经验，当城镇化率接近60%的时候，人口会加速往大都市圈转移。预计到2030年，还有2.25亿人口迁入城市。未来城镇化还将是一个长期趋势，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进入城镇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另外一个数据来看，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了16.2个百分点，即在2019年仍有2.27亿人处于“人户分离人口”的状态。这些人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却不能平等享受城镇（市）的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户籍二元体制。城镇化率颇高的深圳、东莞，其户籍人口率均较低，分别为36.82%、29.66%，人口倒挂现象非常严重。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消化这16.2%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实际城镇化率差距将会是一个重点的内容和方向。核心是户籍改革，更核心是附着户籍之上的福利制度。

　　从普通人迁移动力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蜂拥进城镇，因为城镇机会多，生活方便。教育，卫生，公共设施等基本生活和福利条件远远高于乡村，这才是决定人口流向的主要原因。

　　从更宏观层面上来说，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其实是同一个过程。工业化进程需要生产资源的极致集约化，才能有更高的产出和资源的高效配置。土地，人口（劳动力）高度集中的调配和使用，是工业化必要条件。

　　从“逆城镇化”的过程假设来看。假设逃离北上广的人都去了乡下和农村，那就是一种逆城镇化现象。什么时候才会出现逆城镇化现象呢？城乡二元结构基本消解，城乡达到了新平衡。农村地区也进入到工业化阶段，与城市工业化进程同步。农村能提供的机会不亚于城镇，农村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与城市相差无几。那个时候，城乡才会取得基本的平衡。在此平衡之前，人口流动主要动态都是农村输向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