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返乡潮看“就近城镇化”趋势

【观潮咏叹】

从长远来看，人口是否能稳稳地留下来，除了硬件设施完备外，还要看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这些软环境是否到位。

卓泳

这些年，迫于深圳高成本的生活压力，我身边不断有朋友选择离开深圳返乡就业。作为一个深圳土生土长的人，我对广阔的二三四线城市究竟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起初并没有太多概念，直到近些年，我每年都会随先生回湖北襄阳老家一趟，小住一阵，对当地的人文风情、生活发展有了一些感受。时隔两年，我近日再次返乡，且发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这三年最大的变化是，街上开店的人多了。”我先生的姐姐说道。她在襄阳城郊的一个小镇上当小学教师，平日里，她和她的公婆及父母全部都住在这个小镇上，因此她对这里每天发生的变化都非常了解。我几日来也发现，小镇上的个体户的确比前几年笔者回来时多了不少，这些小店多集中在几类：母婴店、药店、服装店、五金店、家居电器店，当然少不了小吃店。而前些年，小镇上开店的多为中老年人。

在一家母婴店，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她去年也在广东打工，从事美妆服务，因抚养子女的关系回到本地就业。据了解，每年因为孩子和家庭关系而回到镇上生活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庭为重。此外，在当地读书毕业，选择留在本地就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在一家面积不过20平米的饮品店，我看到店里的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有放假的学生，也有带着孩子的父母。而且，店里的饮品价格仅为大城市里任意一家饮品店商品的一半，味道却差不多。在低廉的店租成本下，即使价格仅为星巴克的一半，甚至更低，利润可能也会比星巴克高，或许这就是在小镇上的“生财之道”。

所谓“就业回流”、“就近城镇化”，在一个小小的地县里有了鲜活的写照。长期以来，低线城市人口集中向沿海大城市聚集，一方面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飞跃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让这些城市的“大城市病”难以从根本上得到缓解。相比之下，返乡创业、就业，就近城镇化可以减轻大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还可以更好地安放乡愁。

中西部地区正在加速吸纳就业人口的趋势有据可考。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其中有两个指标可以反映这一趋势：其一，2018年末，东部地区工业从业人数占全国工业从业人数比重为62.2%，与2013年末持平；中部地区比重为23.9%，提高0.3个百分点；其二，2018年末，东部地区拥有法人单位1280.2万个，占58.8%，比2013年末下降了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492.9万个，占22.6%，提高了0.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405.8万个，占18.6%，提高了0.4个百分点。

不难发现，无论是工业从业人数还是法人单位，中西部地区都在上升。此外，工业用电量的情况也能佐证这一趋势，从增速来看，北京、上海、深圳的增速均位于第二或第三梯队，而四川、湖南、湖北、安徽等的用电增速则明显加快，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核心城市群产业与人口正在向中西部迁移。

就业人口回流的趋势还在各省统计部门统计的数据，以及春运数据上都有明显的体现。是什么推动民工回家、学生返乡？就近城镇化的实现依据又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三个重要的条件必须满足：第一是好的就业渠道，而且收入可以低于异地打工，但不能太过悬殊；第二，好的配套环境，主要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基本满足需求；第三是便利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只有这样，才能加速中西部城市就近城镇化的发展。目前从中西部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国家一系列政策支持看来，就近城镇化的“拐点”已初现。但从长远来看，人口是否能稳稳地留下来，除了硬件设施完备外，还要看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这些软环境是否到位，只有软硬一起抓才能修成善果。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