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不仅是罗永浩的终极意义

【缘木求鱼】

既然是法律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那就承担法律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好了。

木木

罗永浩荣登“老赖榜”，惹来网上热议一片。

比较新的消息是，有个叫孙宇晨的，宣称其公司愿意以一年100万元人民币的聘资，聘请罗永浩出任“创业精神代言人”，“如果效果拔群，后续愿意持续追加1000万投入，助罗老师早日还清债务！”虽然据坊间议论，此人向来善于“蹭热点”，但具体到此时此刻，别管这位兄台是真蹭热点，还是真心救急，哪怕最终不捧钱场捧人场，老罗大约也只有表示感谢的份儿。

这本来就是人情世故的真面目。人一旦走到这种地步，可选择的选项原本就变得少之又少。许多时候，即使熟谙对方的真心思，回应的时候，恐怕也不能由着性子来。不过，马上就有人替老罗抱不平——100万的“救命钱”，对老罗算不算侮辱性报价？平心而论，这个“不平”抱得好！其中的潜台词也算很明确：老罗即使上了“老赖榜”，也并非是块“救济干粮”就入得了他的法眼。而这个潜台词背后的潜意识，显然是认为人有三六九等的。这大约也没什么错儿。100万的年薪，对许许多多的劳动者而言，无疑算得上对其价值的相当水平的承认和褒奖；但对另外一些经历和地位比较特殊的劳动者而言，却“天然”地带了“侮辱”的味道。

在入“榜”后马上发布的真情“自白”中，老罗反复强调，自己不会“赖账”，即使公司因不可抗力被关闭，也会靠“卖艺”把债还完，决不会走“一破了之”的寻常路。为了进一步强调自己的决心和标记的可信性，老罗还举了马克·吐温和史玉柱还债的著名例子。

无论如何，罗永浩的“自白”都值得尊敬，虽然于马克·吐温、史玉柱之外，还债不成功的例子似乎更多，但在贾跃亭刚刚宣布“赖账”——不，是“破产”——的背景下，老罗的“真情自白”就格外带了本色的美丽——无论是对罗永浩而言，还是对众多的债权人而言，抑或是对打了传统印记的世道人心而言，这个“自白”都足够体面。

也是，“欠债还钱”是传统，不惟是中国人信奉的老传统，也是许多外国人信奉的老传统。这样的老传统，于新时代而言，当然还有存在的现实意义，不过，换一个角度，或许也能发现老传统带着“新”问题：有了老传统的无条件“背书”，罗永浩们的责任显然被放大了，而债权人的责任成本亦随之缩小；如果“背书”足够“硬”、足够“无条件”，债权人的放贷行为就无限趋近无风险，也难怪是个人都要抢着干这桩“好买卖”。这样的关系，于现代社会、现代市场而言，显然是有很大缺陷的；对一部分人“苛责”，对另一部分人“放纵”，一个失衡的关系，很难孕育出一个正常的结果。

罗永浩们要对自己的经营负责，债权人更要对自己的钱负责，两个责任主体结成的“认真”关系，运作出“怪胎”的概率应该高不了。最近几年来，动不动就突然掀起一浪浪莫名其妙的“高潮”，拿自己的钱（甚至根本不是自己的钱）不太当回事的债权人，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作用。这种欠缺负责态度的“放任”，于现代市场，乃至现代社会而言，都不是什么好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永浩在“自白”中顽强抵抗的“破产”，其实是有其“终极意义”的，这个“终极意义”不惟对罗永浩有意义，对赵永浩、钱永浩也有意义，对把钱借给他们的人，也有足够的意义。既然是法律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那就承担法律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好了。这既是对罗永浩们此前一段时空经历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后一段时空经历的再开始；对罗永浩们的债权人而言，也一样。有了这样的阶段性“总结”，双方之前、之后的行为，也才有或多或少的可借鉴性。

罗永浩，破产吧。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