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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只是乌托邦 贸易达尔文主义才是真正的现实

2018-03-13 14:57:48 华尔街见闻 

  摘要:“自由贸易都是粉饰和宣传,只是资本流动的一张画皮。贸易的所有目标就是确保在达尔文主义博弈中占据优势,以获得或保持主导地位。”

  “忘了自由贸易吧,主导者唯有资本流动。”

  Charles Hugh Smith在他的博客Of Two Minds上一语惊人。该网站被CNBC评为顶级另类金融网站之一。

  他称,所有的“自由贸易”说法都是胡扯,是冠冕堂皇的粉饰和宣传。没人真心相信完全的自由贸易。这样做只是为了对海外重要资源、资产和市场打开大门而已。

  他认为,贸易的所有目标就是确保在达尔文主义的博弈中占据优势,以获得或保持主导地位。

  在一个流动资本主导的世界里,它们占据着比较优势:这种资本可以用很低的利率(接近零)在一个国家借到数千亿美元的贷款,然后用这些钱在另一个国家战胜当地资本,竞得资产。

  流动资本可以压倒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买到优惠措施,购买和开采资源,拥有廉价劳动力,直到资源枯竭或者竞争促使利润降低。到那时,流动资本就关闭工厂,解雇员工,换到其他地方。

  全新的自由贸易定义

  “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捍卫者和批评者倾向于把问题极端化:本质上非好即坏。而Charles Hugh Smith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混淆始于如何定义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经典定义来自于十八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大卫· 李嘉图(David Ricardo):货物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以获得比较优势,即出口那些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进口本国生产效率较低产品的国家将受益。

  Charles Hugh Smith认为,虽然李嘉图的自由贸易概念具有直观的吸引力,但它并没有描述资本流动的后果。“资本在全世界自由流动,寻找最高的潜在回报,追求它们的首要方针:要么扩张,要么死亡。”

  资本的流动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十八世纪人们对贸易的简单认知。 因为在当今的世界,由于供应链的全球化,进口国家的资本拥有出口国家的生产性资产,因此,贸易不能再以货物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来衡量。

  在今日全球化的自由贸易版本中,资本流动可以通过在国家和资产之间的转移来对劳动力、货币、利息、监管负担和政治优惠套利。很多零部件来自其他很多不同的国家,利润也不是只流入来源国,而是所有的资本持有者。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类期刊《外交》(Foreign Affairs)也提到了这一点:

  如果贸易数据能更加精确地说明产品是如何制造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能就不复存在了。简而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的贸易数据是根据每种产品都有单一来源国的假设情景来计算的,而且,产品的进出关申报价格都属于这个来源国。

  贸易的唯一目标

  在Charles Hugh Smith看来,贸易可以归结为四个具有达尔文主义性质的目标:

  1、寻找外国市场来吸收过剩的产品,简单地说,就是找地方倾销商品。

  2、低价获取外国资源。

  3、通过这些资源抵御地缘政治竞争对手。

  4、为国内资本和信贷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以便让国内资本可以买下所有可用于生产的资产和资源。

  他认为,贸易的所有目标就是确保在达尔文主义斗争中得到优势,以获得或保持主导地位。

  无独有偶,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才国在2007年12月出版的著作《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一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扛着自由化的大旗,企图重新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倡导“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逻辑。

  关税只是限制贸易的表象

  贸易限制可能是小国家为了避免本国资源和资产被那些几乎不限制贷款的大国流出的资本所吞噬的少数途径之一。这种方法在历史上很常见,美国也用过。

  而Charles Hugh Smith认为,真正的行动并不体现在关税上,而是在用于限制贸易的官僚主义工具里,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都是为了保证廉价资源,拒绝让地缘政治对手获得这类资源。

  他不无讽刺地写道:限制贸易的官僚工具在日本和其他依赖出口的国家并不是以简单粗暴的直接方式来表现,而是已经变成了一门艺术。他们可能不会征收明眼可见的关税,而是在商品进口环节中布下一个个具有官僚主义风格的“坑”。

  操纵本国货币也能起到限制贸易的作用。一些国家强力干涉本国货币汇率,阻止它们变得过强或者过弱,以此让自己的出口依赖型经济获益。

  Charles Hugh Smith还指出:

  抱怨、哭诉“自由贸易”其实是把让他们受益的达尔文主义策略置于首位。

  自由贸易的真正获益者

  在Charles Hugh Smith眼里,“新自由贸易”只是“资本流动”的一张画皮:

  一旦资本可以从央行自由流动到全球企业的账户,没有哪个国内企业的出价会高于海外流动资本,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最接近本国央行的资本可以零附近的利率水平借到几乎无限制数量的资金——在抢购资源和资产时,这可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

  人们不禁要问:“资本流动”究竟让谁得益?

  Charles Hugh Smith的答案很简单,消费者从所谓的“自由贸易”中获得的只是微不足道的皮毛,企业、银行和贷款机构则获益匪浅。

  美国尤为如此。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企业的利润翻了两番。早在2005年Charles Hugh Smith就预计,由于与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美国消费者在27年年间(1978-2005)省下来的钱预计达千亿美元,企业盈利更是扩增了数万亿美元。

  如果说消费者因为国际贸易而省了一美分,企业则多赚了一美元。但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跨国企业在劳动力、信贷、税收等方面全球套利,其成本大幅下降。换句话说,吃到差额、赚到利益大头的实际上是美国企业,而不是消费者。

总部位于美国的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当iPhone或iPad走出位于中国的富士康工厂,被运送到美国加州的长滩,它们就被算成是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因为按照WTO的规则,商品在哪里装配,就属于哪个国家。

  总部位于美国的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当iPhone或iPad走出位于中国的富士康工厂,被运送到美国加州的长滩,它们就被算成是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因为按照WTO的规则,商品在哪里装配,就属于哪个国家。

  根据三位经济学家在2010年的测算,苹果公司在美国市场销售的每一部iPhone都会增加200美元的对华贸易逆差。

  当然,一个更合理的标准是承认iPhone和iPad没有单一的来源国。因为至少有来自五个国家的十几家公司提供零部件。

  没人质疑,iPhone价格的最大部分应该归属于美国,而不是中国。因为知识产权和市场营销才是iPhone价值的最大来源。分析师们预计,每一部iPhone留在中国的价值最低仅10美元,以直接支付给富士康或其他合作商的收入形式留在中国。

(责任编辑:李佳佳 H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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