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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晋:中国崛起的正确打开方式

2018-02-11 21:21:50 中国经济时报 

  当前,中国的和平崛起进入关键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来没有这样与我们接近。但同时,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一旦我们应对失当,则有可能前功尽弃。对这些问题,本人一直都有研究和思考,并利用近期到美国哈佛大学访学的机会,访谈了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回来后将有关内容结集出版——《查尔斯河畔论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和西方衰落的相关性

  崛起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因此,中国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乐观的人认为,中国成为世界老大指日可待。而冷静的人则表示,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还很大。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访谈过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佛格森。他认为,西方文明的统治地位在20世纪已达到顶峰,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西方的自杀行为,对欧洲列强来说尤其如此。美国是西方文明的继承者,而且赢得了冷战,但目前也面临严重问题,一是无法有效应对外部挑战,特别是来自恐怖主义的挑战;二是内部出现制度上的退化,如在公共财政、政府规制、法治和教育等领域。最近,在美国经济表现欣欣向荣之际,政府再度因预算问题而关门大吉,就是一个例证。

  阿诺德·汤因比曾经说过,当一个文明不能有效应对自身面临的挑战的时候,该文明就开始衰落了。因此,说西方衰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其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而这种衰落早已开始,并不是中国崛起造成的。换句话说,即使没有中国崛起,西方也会衰落。但是,崛起和衰落本来就是相对概念。如果中国不是在过去40年中表现得那么突出,西方的衰落可能也就不会那么明显,因此也可以说两者是相关的。

  因此,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各有其内在逻辑。中国如果继续沿着过去成功的道路前进,则崛起终将胜利实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和内部的退化,则会继续衰落下去。静态地看,今天的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当然还有很大差距,但动态地看,就会发现这种差距一直在缩小。但美国等西方国家会给中国这样从容发展和追赶的机会吗?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

  在2000年前后,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提出新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久之后,9·11恐怖袭击事件爆发。对于中国而言,此前不断增强的美国战略压力骤然缩小,使中国的崛起迎来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崛起势头更为清晰,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美国奥巴马政府更提出了“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不断升级,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在不在成为一个问题。

  这时候,特朗普当选成为美国总统。他提出“美国优先”,致力于解决国内问题,尽管在双边经贸关系上对中国不断施压,甚至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他退出TPP,等于放弃了“亚洲再平衡”战略,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不愿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这些做法,实际上显著地扩大了中国的安全空间和国际影响力的发挥。

  或许若干年后,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历史、分析中国如何成功崛起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说:中国的运气太好了!每到关键时刻,美国就掉链子。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偶然之中存在必然。美国之所以把战略机遇期“送”给中国,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美国在取得冷战胜利之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自以为可以不受约束地自由行动,四面出击、四面受敌的结果?

  要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必然要面对一堆的挑战和一堆的挑战者,最后难免顾此失彼。今天的美国固然想“遏制”中国,但受制于自身内政外交上的诸多挑战,已经是力不从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出“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

  史机遇期”这一重大战略判断。

  中国应力所能及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不想承担那么多国际义务,转而专注国内事务。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否有能力并且愿意填补美国留下的国际领导力和公共产品的空白呢?一直以来都有意见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还有很多经济和民生问题尚未解决,不应该把钱花到外面。现在西方人呼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实际上是给中国“挖坑”。

  一个国家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如国防、外交、法治、教育、社会保障等,这些公共产品老百姓(603883,股吧)都需要,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不可能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部满足,必须权衡取舍。外交是在国际上维护国家利益的一项重要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能因为国内其他公共服务还没有很好解决就不搞外交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延伸到国境之外。因此,搞好外交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要更多地依赖于大国发挥领导作用。尽管存在小国搭便车的情况,但只要大国自己觉得划算,仍然应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过去中国经济总量没有那么大,开放程度比较低,更多地依赖别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如果现在还这么做,国家利益必定会受损。何况,中国的强势崛起已经威胁到了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而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虽说我们国家自身发展的任务依然繁重,但一个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取决于其综合国力。由于经济总量大,我们只要拿出一小部分的钱就可以做很多高收入国家都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受到广泛欢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既是一种“大国特权”,也是一种特殊的“大国红利”,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任刚 HF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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