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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俊:改革红利支撑中国经济砥砺前行

2017-11-01 01:44:00 中国证券报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章俊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中国经济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任务,“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顺利实现“三步走战略”,毫无疑问需要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维持中高速增长,所不同的是未来要更加注重增长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平衡关系,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

  中国经济从上世纪初以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双红利”——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2002年中国加入WTO为中国制造打开了全球市场的“蓝海”,而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制造以成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

  但在2010年之后,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双红利”似乎后劲不足。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之后,发达经济体为了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在利率已经降至零并面临流动性陷阱的时候,启动了量化宽松。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结构性改革,单纯流动性驱动的经济复苏相对脆弱,因此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直接造成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停滞。同时中国人口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下降之后也开始缓慢上升,虽然还没有进入西方发达国家那种普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阶段,但劳动力供给格局的逆转已经开始大幅推升低端劳动力成本。这使得中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面临来自东南亚、南亚、拉美和北非等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虽然在此过程中,中国自身也通过产业升级来开拓高端市场,并在高科技、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方面有所突破,但欧美、日韩等居于产业链高端的国家和地区依然牢牢把控着技术和市场,这种格局在短期内很难扭转出现“质变”的飞跃。在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开始减退的同时,国内长久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开始放缓。虽然中国城镇化进程决定了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未来依然有很大的空间,但短期内由于基数过大,很难维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内外需“双疲软”的局面造成了国内过剩产能问题,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导致资金“脱实向虚”,进而引发金融体系内在系统性风险上升,传统货币财政政策也难以顺利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

  当很多因素都指向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不是暂时,而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进入长期下行轨道的时候,中国经济在去年和今年出现了逆转。在去年实现6.7%的全年经济增长,成功完成6.5%-7%的区间增长目标之后,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更上一个台阶实现了6.9%的增长,再次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今年完成6.5%的增长目标已无悬念,这与年初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大相径庭。分析中国经济超预期的原因,除了全球经济复苏提速之外,毫无疑问首推供给侧改革。在2016年初以来中央开始启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简称为“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明显增强。中国的房地产库存、重点行业的过剩产能以及企业和金融部门高杠杆的问题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社会资金“脱虚向实”的过程中,长期困扰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了个人和企业参与到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中,推动中国产业版图的扩张。除了对内的供给侧改革,政府在对外开放层面的开拓性政策,为面临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减弱双重挤压的出口行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在产能合作的大框架下,实现了沿线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和帮助国内相关优质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双赢”局面。

  通过推进结构性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可谓老生常谈的话题,但问题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找到改革的突破口,造成结构性改革出现停滞,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普遍认为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剩下的都是需要打攻坚战的硬骨头。要想有所突破,不仅要有打破条条框框的勇气,而且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需要在机制上有创新的智慧。供给侧改革推行一年多以来取得的成绩证明,一方面中国政府是有决心和有能力来推行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中国结构性改革层面空间巨大,改革是推动中国经济在未来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制度优越性决定了在推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经济转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照,必须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现有成熟的经济转型理论和实践都是基于过去半个多世纪欧美发达国家经验,即便是有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跻身发达经济体的先例,但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体量、人口规模,以及地区差异等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很难完全复制这些国家走过的道路。例如中国由于幅员辽阔,巨大的地区差异使得中国政府很难单纯依靠传统货币和财政政策来解决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而近十年全球经济环境和科技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成熟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存在被颠覆的可能。例如互联网经济在“互联网+”战略的引导下在国内蓬勃发展,为年轻一代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中国经济改革需要制度和政策上的创新,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十九大对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增长勾画出雄伟清晰的蓝图,如何具体落实和推进十九大定下的改革开放任务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首次实现同步复苏,但鉴于本轮全球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还是流动性驱动的结果,因此复苏内生性动力不强,从而造成复苏的力度和可持续性较弱。而且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开启货币正常化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被逆转的风险。因此中国应该利用目前全球经济依然处在温和复苏轨道中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并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改革将成为中国经济砥砺前行的重要驱动力。

(责任编辑:娄在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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