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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结构调整将是未来西方国家的新常态

2017-08-15 14:26:58 中国经济时报  董小君

   全球经济演变新特点(1)

  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推动下,进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受到重创,国际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大辩论。此次危机是预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束,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调整?资本主义社会将出现什么样的新特征?弄清这些问题,对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确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2008年金融危机的坐标意义

  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周期中,危机是始终存在的现象。这种周期性的危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同的坐标意义。有的标志着“程度”的变化(阶段性调整),有的则标志着“类别”的变化(方向性变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70年代的“滞胀”危机,以及此次金融危机,均属此类具有坐标意义的“重大危机”。

  如果从“预示”新发展方向的全局意义看,此次金融危机的坐标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长周期波动看,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下行周期。在本轮危机之前,资本主义经历了长达20—30年经济持续增长。随着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以“大稳定周期”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走向终结。未来30年,资本主义将从“大稳定周期”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的“新常态”。

  从世界矩形经济结构看,资本主义世界进入调整期。根据英国葛霖“宏观经济矩形”理论,可以把世界分为四种类型的国家,由此也产生了四种发展模式。第Ⅰ类是消费国——消费主导与金融膨胀模式,以英国、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最为典型。第Ⅱ类是工厂国——低端制造业产品生产模式,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第Ⅲ类是资源供应国——初级产品生产模式,包括俄罗斯南非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等国。第Ⅳ类是资本—货物出口国,日本、德国法国韩国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这四个角色缺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就不可能存在。全球市场联动性达70%—80%。可是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平衡,危机后,四种发展模式均在进行全面调整。

  从发展阶段看,资本主义进入到了金融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高度融合阶段。此次危机爆发,资本主义意识到虚拟经济不能长期脱离于实体经济,资本主义希望通过“再工业化”,努力实现生产中心和金融中心高度融合,形成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复合优势。如果说,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实物生产国是被掠夺的对象而不是竞争对手,而在金融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高度融合阶段,实物生产国却成了主要竞争对手。

  资本主义全方位为下一周期的扩张做战略准备

  历史规律表明,资本主义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是对资本主义既有发展模式的反思与纠正,资本主义在变革和重组中将以一种新形式生存下来。此次危机后,资本主义再次面临新一轮重大变革,这将全方位地为下一周期的扩张做准备。

  从“持久利益”出发,全面“提升自身实力”。危机后,美国维持霸权方式从着眼于“打击对手”到“提升自身实力”的战略调整。美国早在2010年5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的持久利益是: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在一个开放和促进机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紧密合作建立促进和平、安全和机遇的国际秩序,以应对各种全球挑战。

  美欧围绕不同主线,重塑全球财富规则。危机过后,资本主义国家发现“旧常态”下的财富规则,对他们越来越不利,打破旧有规则,重塑全球贸易版图成了“新常态”。美欧主线略有差别。美式资本主义主要围绕“深层修复美国霸权”这条主线进行财富规则的重构,从开放的全球主义向整体的区域主义转变。欧式资本主义主要围绕“全球性问题—气候问题”这条主线,进行财富规则的重构,更加凸显自身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

  重新寻找货币“锚产品”,重构货币信用体系。从次贷危机到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美元作为操控世界经济的链条曾出现过断裂。美元要再度复兴,必须找到具备石油这样品质的“锚产品”,使之重新成为美元捆绑计划。为了重构美元信用体系,美元稳定“锚”正从“石油—美元”向“碳—美元”切换。但欧洲比美国早20多年就进行了“碳—货币”的布局,目前,在碳交易结算中,欧元具有绝对优势。

  产业政策着眼点,从需求方的政策转向供给方。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影响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再工业化”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普遍共识,全球制造业格局正在重新洗牌。在此大背景下,不同类型的经济体纷纷提出了自身的战略发展概念,典型的有美国提出的“工业互联网”、德国提出的“工业4.0”。

  新能源革命将会成为西方未来经济增长新引擎。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议题下,西方各国都将“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作为经济复苏的引擎。金融危机后,新能源革命发酵的速度超出我们的想象。新能源革命导致的能源替代,将会导致整个经济系统发生全局性变革。

  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基础性创新”将爆发式出现。历史规律表明,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关”。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把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共同点。“创造性破坏”使资本主义经济继续扩张。

  应对西方“新常态”的思考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每到世界经济向上和向下运动交替的时期,边缘、半边缘国家就有了升迁的机会。纵观历史,每逢重大危机,代表进步的力量如果把握住了机遇,必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面对危机后资本主义变化新特点,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未雨绸缪,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转变观念,直面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隐性变化,不仅表现在产业、能源、货币、金融和技术等“硬实力”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规则、标准、评级等话语权的“软实力”方面。只有及早准备,才能弱化资本主义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何为西方优势、何为中国优势,还要了解西方软肋以及中国自身短板。只有探求事物本质,才能确定国家长期战略。

  中国经济“新常态”应该放在世界经济战略转型这一大背景下理解。目前,个别国内业界及学者,对中国经济下行持悲观论调,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具有片面性。理论界需要进行正面引导,深刻阐释其原因。一方面要明确指出,在危机后世界矩形经济结构失衡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运行轨道;另一方面要从创新周期理论来全面认识当前中国正在推进一系列改革的意义和必要性,要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经济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为中国下轮长周期的繁荣寻找持久的动力。

  对重大理论问题,需要国家立项长期跟踪研究。理论创新要从问题开始。比如新一轮工业革命,至少有几个现实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的新的经济基础将如何影响上层建筑?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还能指导经济实践吗?如何重新定义劳动生产率?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劳动生产率越高,能源和资源消耗就越大,熵(负效应)就越高,当熵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的危机就要到来。目前中国在加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建设进程,在发展规划中,有没有考虑与未来的新能源网、物联网及信息网对接呢?如果不对接,将来要推倒重建吗?那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不推倒重建,会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障碍呢?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将中国自身的利益及理念在世界体系中得到体现。长期以来,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缺乏公平性。危机后,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全球经济治理正经历着由以大国格局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向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存互动为基础的世界体系转型。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将自身的利益及理念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得到体现。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邓慧怡 HN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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