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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胜良:为什么没有传销组织者的反思

2017-08-11 02:59:00 证券时报 

  念念有余

  在某个阶段,有人是受害者,另一个阶段有可能就是施害者,但历史记忆的都是受害者的一面。

  余胜良

  估计很少有人注意一个现象:到处是传销受害者的苦难,受害者的亲身说法,却没有传销组织者站起来说自己做错了。也缺少对组织者这个群体的研究和报道。如果没有对传销组织者的关注,就掩盖了整个现象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传播选择,一般受害者的悲苦总是会更有传播属性的,能满足人们好奇心,人们对祥林嫂感兴趣也有这个原因——想从她的悲苦中吮啧出同情心和好奇心出来。

  不过从我的观察看,媒体传播性选择只是一部分原因,更核心的原因是,即使在一个事件中,不同角色的感受差异是很大的,个体作恶和整体作恶的感觉差异是巨大的。

  受害者的感觉自然是糟糕透顶,对外倾诉的愿望也很强烈,至于施害者,心理感受是否同样糟糕就值得商榷了。

  传销骨干组织者当初也是受骗者,他们大多数有过心理挣扎,一大部分会离开,一小部分会留下来,这本身就是一道筛选,筛选后所谓“合适”的那部分人,大多数是从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为施害者,他们从被骗的经历中学到了行骗的技术。

  据说南派传销非常“文明”,只是让你听一段时间,想走的话也不限制,总会有人着迷。北派传销以武力相威胁,更像是敲诈勒索,骨干手段凶狠。

  不管南派还是北派,都是骗取或者敲诈他人钱财。如果抽离这个组织,只是某人把他的亲戚朋友叫过来,然后让亲戚朋友交几万元钱,估计这个人很难说服自己,即使做出来,声誉也会一次丧失殆尽,而且估计亲友也要终生努力追债。而把人骗过来打一顿逼令交出数千元这种事,估计也没几个人敢干,很明显这是违法行为。

  但是一旦有个组织,有传销作为依托,这些骨干就无所顾忌了。他们这么容易过心理坎,是因为作恶者并非一人,潜意识中就会增加胆量,以他人行为为自己背书。

  传销受益者是分散的,这就减轻了组织者的心理负担,受损者被亲戚骗来损失上万元,却已不知道该找谁讨要损失,因为亲戚也可能蒙受更多损失。利益复杂化,每个人都不用为他人负责。

  此外,传销无论怎样骗,都会惯用这样一个借口。这个借口非常重要,会让整个诈骗看起来像是一个人人都能得益的正当生意,让荒谬行为背负了一道正当外衣,这个借口就是帮你赚钱“为你好”,就像那些父母在这个名号之下,可以对子女采取诸多惩罚一样。组织者也可以在这个口号下杀伐四方,为欺骗提供了理想目标,成为一套理论工具的道德基础。当然,也不排除有组织者真诚相信这是为被骗者好。

  所以组织者的心理相对比较强大,他们对整个事件产生的内疚感或负罪感,会远远低于受害者所感受的伤害程度,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心理难关。

  如果一个学生无缘无故打了老师,那么估计这个学生终生内疚。但是一群学生这么做了,或者整个社会这么做了,那么内疚感就会降低很多。我们国家之前发生过一些事情,有许多受害者站出来反思,都说自己是受害者,好多人写回忆录,往往都是当年受迫害如何艰辛难过,如何受尽委屈,迫害者嘴脸如何疯狂丑陋。但是却没有施害者出来反思。

  传销组织都是集体的,通过洗脑的方式,为服从者提供集体温暖,对反对者进行打压,最终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吃饭生活都是集体进行,甚至会让一部分人产生从未有过的归属感,感觉到现实社会所没有的亲情。这样一个组织产生的恶也是集体性的,决策者是整体而非个体,在天津的打人者估计还觉得自己是为了维护集体利益。这就是为什么群恶者不觉得是恶,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了一个正当的可以推脱的理由。

  其实,在某个阶段,有人是受害者,另一个阶段有可能就是施害者,但历史记忆的都是受害者的一面。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责任编辑:娄在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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