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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只盯着“中等收入陷阱” 更应重视“低收入陷阱”

2017-05-17 10:48:40 证券市场周刊  杨帆

  世界上难道只有“中等收入陷阱”吗?其实,最可怕的是“低收入陷阱”,而且“发达国家陷阱”也逐渐浮出水面。究其根本,西方主导经济全球化是世界两极分化和非包容增长的根源。

  本刊特约作者 杨帆/文

  2013年,皮凯蒂《新资本论》一书推翻了“库兹涅佐曲线”的经济学教条,震动了世界。“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工业化发展初期,贫富差距扩大只是暂时的,经济发达与社会成熟以后,会自然缩小。皮凯蒂揭露了20世纪50年代世界较为平等的暂时性。皮凯蒂的贡献在于,他批评美国主流经济学脱离实际,沉迷于数理模型,迷信市场机制,通吃社会科学,掩盖财富占有不平等。

  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不是全体人民,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垄断资本的操作者。由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战后初期推行自由贸易和科技革命,促进了战后新的和平与繁荣,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观念里,缺乏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和动机,缺乏惠及全体国家和人民的动力和机制。西方主流经济学讲的“双赢”,只要是以利润为中心,以垄断为背景,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他们把比较利益静态化,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长期定位于劳动密集型,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过剩时,可能有双赢,一旦达到充分就业,就不会有双赢;就拉动产业链条的整体效果来看,更不会有双赢。按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规则和定价权,资本主义只能使世界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是造成世界经济不能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有研究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革命创造的新财富主要被投资者、创新者、经营者所得,劳动者所得的比例没有提高。皮凯蒂用大数据系统分析了发达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收入分配是年度增量分配,如果长期收入分配悬殊过大,必定转化为存量财产占有,即土地和资本占有的差距过大。随之,继承性收入比例越来越大,使新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不合理。依靠继承巨额财产而生活的社会阶层无需任何劳动,就可享受豪华生活。如在存量方面,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年度增量的收入分配,一定是越来越分化,很难用收入所得税调整过来。

  皮凯蒂揭露,2010年,欧洲财富的高度集中已达到1910年的水平,最富的1%的人口拥有50%的财产,10%的人口占有60%的财产,中等收入的人口占40%,财产为35%,其余50%的人口只占有5%的财产。皮凯蒂用历史数据证明,世界经济长期的投资回报率为4%-5%,而GDP只年增1%-2%,资本收入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如经济停滞,两者差距更大。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下降,而占美国1%的富人的财富反而增加。富人增加的收入很多用于可持续投资,扩大自己资本的存量;多数民众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消费,所以整个社会的财富占有差距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此类问题更加严重。皮凯蒂主张,征收高额累进财产税和遗产税。

  更应重视“低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2006年首度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指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时期为“事故多发期”,经济停滞、就业困难、贫富分化、城市畸形发展、金融危机、公共服务短缺、腐败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政局不稳等问题容易出现并蔓延,在不少论述中,“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必然性。

  中国人非常重视这一概念,决心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我们认为,在收入水平“高中低”任何阶段上都存在“陷阱”,各国国家和民族都可能坠入自己面临的那个陷阱,也可能避免坠入陷阱,关键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没有命里注定,没有一定陷入或不陷入“陷阱”的抽象历史必然性。

  只提“中等收入陷阱”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似乎低收入阶段没陷阱,会自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然后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确,战后许多国家飞上去又掉下来,如前苏联阵营依靠计划经济,拉丁美洲依靠外资,中东产油国依靠石油收入,纷纷起飞到工业化时代,没多久即纷纷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许多国家和民族一直在“低收入陷阱”里,被灭绝被瓜分被边缘化,从来就没有起飞,表现为:长达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经济停滞不前,内战饥荒政变不断,普遍贫困,人口下降,文盲众多,疾病流行。旧中国也是其中之一,自1840年以后的100年,人口停滞于4亿,工业不超过10%,外侮内战不断,没有完整的统一和主权。

  突破“低收入陷阱”,从农业国向工业化飞跃,称为“经济起飞”。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20世纪50年代“起飞论”提出,“起飞”的条件是一个国家能稳定发展经济,把积累率连续50年保持在10%以上,最为成功的应为中国。中国的“起飞”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快就突破“低收入陷阱”,连续70年把积累率提高到35%以上,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

  长期以来,全世界“低收入陷阱”问题并没有解决。1971年,联合国确定了“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人均GDP975美元以下,制造业比重低于10%,识字率低于20%,有24国为“最不发达国家”。1981年的标准是人均GDP250美元以下,当时有39国。

  1991年,联合国将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定为:长期遭受发展障碍,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低,有严重结构性缺陷,人均GDP600美元以下,人口不超过7500万;实际生活质量指数(预期寿命、人均摄取热量、入学率、识字率等)不超过47点;经济多种经营指数(包括制造业、工业就业比重等)不超过22点。以这4条标准计,2014年最不发达国家为48个,其中非洲34个、亚洲9个、加勒比地区1个、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4个。联合国《2014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认定它们可获得援助、优惠市场准入和特别技术援助。

  有没有“发达国家陷阱”?

  发达国家,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士、奥地利、意大利、瑞典、丹麦、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联合国承认1960-2008年,世界上仅有12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时间为15.9年,年均增长率为5%。其中亚洲有6个(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欧洲有4个(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非洲有1个(赤道几内亚),北美洲有1个(波多黎各)。这些经济体面积小,除日本外人口少,很少有世界影响的大国。赤道几内亚只依靠石油收入,很快崩盘。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日本“雁形发展模式”的失败。这个模式把日本定位于亚洲经济和技术的火车头,从美国吸收技术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再向东南亚转移,最后才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丧失了经济主导地位,经济停滞20年,积累率从20%下降为零。而中国则一举跃升为亚洲核心国家。

  欧洲经济一体化前期成功有三个动力:一是结束欧洲历史上的长期战争,享受和平发展;二是推行经济联合和资本自由化,但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移民政策的限制;三是北约军事同盟在苏联瓦解以后就丧失了存在价值。

  北约和欧盟瓦解的因素有五:一是2004年盲目扩张,继续打压俄罗斯是战略冒进;二是内部缺乏权威,无法摆平各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三是2008年爆发债务危机,源于长期高福利政策,欧洲发达国家人口老化,吃光分净,投资不足,借债不还;四是民族没有真正融合,民主选举限于很小的民族国家范围;五是追随美国支持以色列,参加4次反恐战争,彻底得罪了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

  欧洲经济一体化只能停留在贸易和资本自由的层面上,人口自由流动和政治统一都不可能。2016年,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形成致命一击。

  作为大国,美国有移民空间,可长期保持人口年轻和发展的动力与活力,但外来移民迅速增加,必然遭本土白人排斥,如组织程度较高的利益集团的反对,如以白人为主的工会。在一定时期出现“反全球化”的逆流,2016年的特朗普现象就根源于此。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2017年欧洲乱局,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全球化所积累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内部突然爆发,极为猛烈,民众的民粹主义和精英的右翼保守主义相结合,通过民主选举,很快成了建制。

  以往的舆论和学术研究受西方话语权影响,突出中等收入陷阱,不承认有“发达国家陷阱”,他们认为那不是弊病,而是发展到了顶点无可再发展,是“后现代,后工业化”,福利国家,人类极限,历史终结。

  2016年的现实已将这谎言彻底击碎。“发达国家陷阱”显然存在,而且很深,深到爬不出来。从特朗普瞎折腾到欧洲乱局,可以看出西方精英对危机既无准备也无对策,只能非理性地向外部世界转移矛盾,包括和中国打贸易战,这只能使世界乱上加乱,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宋政 HN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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