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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克友:潘功胜之警告与苗圩之焦虑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2017-03-21 01:34:28 每日经济新闻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很多问题很难在国内和国外之间画一条红线——看起来是国外的经济现象,往往还需要到国内经济现实中去寻找答案。

  比如,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问题。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昨日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时表示,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40%,“总体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但潘功胜同时表示,其中也有一些非理性和异常的投资行为。比如说,一家钢铁厂买下了海外的影视公司,一家在国内开餐馆的企业在海外收购了一个网游公司,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多家足球俱乐部,甚至有一些企业在直接投资的包装下转移资产等。

  在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的背景下,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当然值得鼓励。而且,从企业个体行为角度出发,只要是合法投资,按理来说应该无可厚非。但是,对其中非理性和异常的行为,显然值得警醒。潘功胜告诫,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曾经历相似的过程,甚至声称要“买下美国”,“这些教训并不遥远。”

  潘功胜的警告显然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看到了问题所在。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升值,日本经济泡沫泛起,掀起了海外投资的狂潮,但同时也开启了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

  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显著下降,并经常出现负增长的情况。1991~2011年间,年均增长率不到1%,比可能实现的水准低了20%以上。

  如果只看表面现象的话,很容易将“广场协议”这样的外部因素,作为日本“失去20年”的理由。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日本大量的资本投到海外,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日元升值,更重要的是国内已经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实体经济难以承载巨量的资本。

  大家都说上世纪80年代是日本的黄金时代,但在日本经济学者池田信夫看来,日本企业的成功,不过是20世纪传统产业结构创造的最后辉煌。而在此之后,日本仿效美国的IT革命,却没有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持久的创新体制未能在日本生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卢锋教授认为,日本的经济失速是该国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而呈现的一种“低增长稳态”现象。

  这种实体经济的停滞和产业结构的老化,恐怕才是资产泡沫泛起和资本大量外流的根源。问题在于,日本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而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高收入阶段,就已经面临相似的难题。当然,比日本有利的是,中国社会还没有那么严重的老龄化程度,传统产业结构也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

  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同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上,工信部部长苗圩的焦虑。

  他表示,中国的制造业投资2016年同比增长3%左右,其中民间投资占比超过60%,但仍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社会资本“避实就虚”,很多资本并没有投入到实体经济,只是在体外循环,以钱生钱,产生泡沫。另一方面,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比较低,留不住资本。连一些制造业企业赚了钱以后,都想到资本市场上去增值、去获利。

  显然,这才是日本教训能够提供给中国的他山之石,即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进一步说,必须要为资本更好地服务于制造业升级创造更良好的投资环境。

  制造业从产业链的价值低端向高端去发展,按照产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即上端的研发设计,和下端的服务,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产业升级,当然就能吸引更多的资本,包括承载更多的国内资本。如果没有这样的产业升级,资本难免“避实就虚”,甚至跑到海外去兴风作浪。另外,吸引更多的来华直接投资,同样需要新的产业结构支撑。

  就此而言,潘功胜的警告与苗圩的焦虑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要吸取日本的教训,避免或减少海外投资的非理性行为,除了国门上的监管,更重要的是国内要有更利于实体经济成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正如苗圩所说,我们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创新的短板和弊端,而民间投资还面临诸多壁垒和障碍。

  显然,国外投资现象,也是国内问题的反映。潘功胜所忧虑的,就是苗圩所焦虑的。要避免潘功胜警告的转移资产现象,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苗圩所焦虑的国内产业转型升级难题。

(责任编辑:冉一方 HN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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