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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口红利”时代 生育政策需更多反哺

2017-01-25 00:38:44 每日经济新闻  傅克友

  每日经济新闻评论员 傅克友

  2013年,我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仅仅两年后,即迅速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这意味着社会对人口问题达成了新的共识。又经过一年多,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知。

  国家卫计委近日宣布,2016年,二孩及以上在出生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45%,较2013年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最重要的是,出生人口有了明显增加——据估算,2016年出生人口超过1786万,是2000年以来最高的年份,比“十二五”时期年均增加了140万以上。

  可以这样说:二孩政策到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显然,这个成效还不足以令人欢欣鼓舞。如果考虑到“十三五”时期,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大约减少500万左右,形势就更加不容乐观。

  由于生育成本偏高,一些家庭在生二孩的问题上还存在顾虑。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按照中央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力图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这说明中央对人口问题的认知是深刻的,落实二孩政策的态度也是鲜明的。

  不管承不承认,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目标正紧密相连,具有越来越多的理性。

  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成为巨大“人口红利”的一部分,助推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它也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种种难题,因此需要人口政策改弦易辙。

  人口一度被认为是社会负担和资源的消耗者,这发生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背景之下。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意味着总抚养比下降,带来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这是世界上劳动人口的最高比例。经济学家蔡昉相信,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

  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追求人口红利和经济发展,中国承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种种社会成本,比如失独、老龄化程度加速。在特定时期,这可以认为是一种适当的选择。

  但是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廉价劳动力的过剩成为往事之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口的重要性,无论是人口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还是年龄结构的效应。

  这就是为什么在青壮年集中流入的一部分城市,房价会飞快地上涨。而青壮年流出的那些城市,房价就难有什么表现。中国房地产市场,如果有危机的话,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人口的危机。

  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是从2012年开始的。而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劳动参与率的经济活动人口,在2017年也将达到峰值,在之后将逐步负增长。计划生育政策在现阶段的调整,显然并非偶然和巧合。

  生育政策调整,既然有经济发展的工具理性,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它“独善其身”。不过在后“人口红利”时代,还需要更大力度的反哺机制,来推动生育政策的落实。

  一是社会对家庭的反哺。生育不只是家庭之事,而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即经济发展的社会需要。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生育的成本也不应该完全由家庭来承担。如果这样的社会需要越强烈和迫切,生育激励机制就应该越大。

  按照相关机构预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增加到14%,中国只需要26年。老龄化的速度,比很多发达国家都要快。而这些国家的生育鼓励政策,包括经济支持、提供托幼服务等,都比我们更完善,更值得我们借鉴。

  二是“人口红利”对生育的反哺。当年的“人口红利”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实很多独生子女家庭承担了相应的社会成本;这种社会成本,又加速了后“人口红利”时代的来临,让今天的家庭承担了更大的生育成本。

  比如,很多独生子女正在成为今天的生育主力军,但“4-2-1”的家庭结构,带来“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负担,让他们生不起或者不敢生。从“人口红利”中,拿出一部分反哺生育政策,可谓正当其时。

  如果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计划生育家庭为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牺牲,那么,现在无疑到了反哺生育的时候,而且需要立竿见影、口惠而实至的反哺。

(责任编辑: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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