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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 与欧亚新博弈

2016-12-26 07:18:30 第一财经日报  沈联涛

  [一带一路战略要想成功,必须明确其合作具体提议而不是仅仅出资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依赖合作而非竞争。伙伴关系需要在多方积极参与的项目中建立起信任。这一战略需要的外交、智力技能不仅限于官方层面,更多的是在商务、金融和社会层面]

  中国“一带一路”(OBOR)战略将对正在上演的欧亚大博弈产生深远影响。各国现在所面对的21世纪的问题,源自20世纪的遗产,并且包含了18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传统造就的思维定势。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多重竞争,建立合理的全球秩序的野心不太可能实现。因此不如关注在地区层面而非国际层面切实的方案。面对地缘政治危机,发展迅速的东亚和南亚只有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才能在共和的大背景下谋求发展。

  欧亚大博弈一词所指的是发生于19世纪的俄罗斯与英帝国在中亚的权力之争。英国早期利益集中在保护其印度殖民地,而后转为中东的石油资源(Hopkirk1992)。俄罗斯则更关注保卫其南部边境,以及谋求在地中海和波斯湾沿海港口的战略利益。该博弈于1917年伴随着俄国革命的爆发和奥斯曼帝国的分崩离析而暂时宣告终止。后来,大博弈被美苏争霸重启。

  21世纪的第一个20年,当不同的利益发生摩擦,一次新的大博弈重新拉开序幕。这场大博弈包括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分离分子的冲突,沙特伊朗的对立、叙利亚危机、也门内战,以及近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OBOR)战略。随着印度总理莫迪开启地缘政治战略,毫无疑问印度也将在未来几年内在欧亚大博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旧欧亚大博弈

  原来的欧亚大博弈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而终止。

  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国持续地快速崛起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小于欧盟)改变了博弈的性质。国际秩序由单极转化为多极,已经没有任何一方势力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主导世界上其余国家的规则制定。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七国集团(G7)占全球总产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比例已由1960年的57%降至2015年的32%。

  就算美国的军事实力五倍于仅次于它的国家,美国是否在军事方面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扩张的极限仍存争议。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的反恐战争现已扩张成三面的局势。为了遏制不可持续的预算压力,美国的军事资源变得十分稀薄。由于战略性疏忽,俄罗斯被迫介入乌克兰事件,且公然在克里米亚采取行动以维护其海军途经黑海至地中海的出口畅通。近来的伊朗事件已经影响到了美国与沙特的联盟。今年7月土耳其爆发政变后(最后以失败告终,土耳其声称此举得到了美国支持),土耳其与俄罗斯重修旧好意味着目前的中东局势已极其不稳定。可能当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全面撤军后,当地脆弱的政权难以幸免于内部治理失败或受到来自叛军、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和其他基地组织派别的袭击。

  太平洋(601099,股吧)方面,中国受到美国太平洋核心战略的威胁。除了美国在太平洋部署航空母舰,日本首相安倍重整军备,美国与越南菲律宾的军事演习也被中国认为是围堵战略。中国南海填海造岛及美国对此的反应将区域紧张局势加剧至多年未见的程度。虽然它们炫耀武力,但是美国盟友仍然因美当选总统特朗普最近所做的关于“盟友须在合作前有所付出”的言论感到担忧。

  目前大博弈似乎涵盖了至少七个参与国及其盟友: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和中东(土耳其、沙特、埃及、伊朗、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许多其他国家和组织,如东盟、中亚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它们更倾向于处于中立或被动状态。

  总体来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现象等加剧了紧张局势。

  博弈中的新因素

  新旧欧亚大博弈之间的战略意义依旧是国家利益胜过全球利益。但是新的欧亚大博弈已经不是列强瓜分欧亚大陆,而是亚洲内部的权力复兴,例如那些人口稠密的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那些有核能力或近似能力的国家:巴基斯坦、伊朗和朝鲜;或那些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国家和组织:埃及、土耳其、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新博弈已经在旧博弈的基础上发生了改变,几大趋势已经瓦解了过去由精英集团在外交政策、军事、电子商务等支撑起的使原列强成为主导的旧博弈。亚洲新人才通过民主和评功论赏的方式崛起意味着在中国、印度、印尼和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的政策制定的进一步普及,更具种族、社会多样性,并且得益于社交媒体与其他网络联系,博得更大的影响力(Antholis2013)。

  这些大趋势与气候变化、人口、城市化、颠覆性技术、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及移民问题环环相扣。这些问题同时引起种族、信仰、恐怖主义和社会不安定等复杂问题。

  两大主要地理和气候因素将决定中亚、南亚和东亚的地缘政治平衡:气候变暖和喜马拉雅冰盖。后者是所有南亚、东南亚和中国河流的重要来源——从印度河、恒河、湄公河到黄河——保证了人口稠密地区的水源。如果气候变化使冰盖融化,亚洲大部分地区在已经面临用水压力的情况下会出现山洪或干旱的极端天气。在印度,约40%的农业用水为井水,使地下水位急剧萎缩。另一方面,如果海平面因为气候变暖而上升,印支半岛的很大一片种植水稻的盆地将被水淹没。同样不能忽略的是从阿富汗到苏丹这类濒临崩溃的国家也都是缺水国家。叙利亚在内战爆发和区域武力干涉前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干旱。

  气候变暖导致的水资源及食物紧缺放大了由高出生率、青年失业和城市人口流动引起的社会紧张局势。中东一些治理不力的国家已经被失业问题、城镇和设施住房不足、宗教和部族冲突引起的社会紧张局势压迫得心力交瘁。随着油价出现下跌,石油出口国,如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沿岸国家,将无多余的资源来援助其人口庞大的盟友,如埃及。这扩大了区域不平衡。一旦得不到来自区域外的大笔援助、更多的军事或其他形式的干预,这些濒临崩溃的国家要么屈从于宗教原教旨主义,要么使问题逐渐演变为部落和领土冲突。

  历史已经证实长期干旱或自然灾害导致了高棉、玛雅及中国朝代灭亡。历史上大批人口迁移也是归咎于食物紧缺引发的冲突和入侵。因此如果中东和北非濒临崩溃的国家水资源紧缺的现状一直持续,那么每年移民到有凉爽气候和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欧洲的人数将增加超过百万。移民加剧了宗教、种族和文化上存在已久的不满,是导致英国退欧以及欧洲社会两极分化的原因之一。

  对中东冲突的管理将被高度政治化,主要是由于除了巴以冲突外,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也令该地区特别容易受到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冲突,尤其是当博弈中一些关键国家核能力的获取还需要一些时间。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些依旧靠石油和天然气作为能源需求的国家将被越来越多地卷入中东问题的管理中。

  第四,技术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风险和政策挑战。网络技术让全球化成为可能,并创造了新的财富,但同时也造成传统行业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过热、劳动力过剩问题。机器化将取代低技能职业职工,导致失业,除非有大规模技能再培训,中小型企业(SME)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克服这些挑战需要制度性技能及高质量的治理,而这是濒临崩溃,或已被贪污、气候变暖、国内冲突压得喘不过气的国家所没有的。

  第五个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大趋势是非常规货币政策(UMP)的出现。其形式包括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低利率和四国(G4)央行:美国、欧洲、英国和日本这些储备货币国家资产负债表大规模扩张。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只占全球12.7%,但却构成了全球GDP的54.4%、全球贸易总额的45.8%、全球性金融资产的74.2%(以储备货币计价),以及2013年全球外汇交易额的155.3%。它们令全球流动性泛滥,巴西财政部部长将此非常规货币政策称为“货币战争”。非常规货币政策和复杂的金融法规一起扰乱了金融业。

  这些环环相扣的大趋势产生的叠加后果是向一个不确定的新秩序的混乱转变,使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更加具体化。目前面临的政策困境在于大多数政府无法向谷歌(Google)、阿里巴巴(Alibaba)、脸书(Facebook)等这些能够离岸处理其全球利润的大公司征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在资产泡沫破灭时承担自行处理产能过剩、失业和不良资产的财政成本。最终的结果是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过分依赖或是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束手无策,任由金融压抑强加在交税储户身上,而同时,奖励了投机行为以及能够避免税收的富人。

  因此即使美国在地理位置上受两大洋保护,且距离中东有一定距离,也无法在其以色列盟友面临潜在崩溃或欧洲被入侵时袖手旁观。在美国国内,总统大选显示出民众对孤立主义的倾向以及对向混乱和极端的地区驻兵以解决武装冲突的反感,因为那里没有不付出代价的胜利。仅凭无人机是不能解决中东潜在的威胁的,因为恐怖主义已经变成了可以像SARS或Zika一样传播的病毒。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为首的恐怖主义已经试图渗透进入美国和欧洲,并向东蔓延至印度、孟加拉国、泰国南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南部的伊斯兰人群。

  古语说:自由贸易创造就业,带来全球稳定与和平。目前就连美国都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回头路,全球可能都会陷入长期通缩,再现20世纪30年代只有靠二战才能解决的局面。

  眼下国际货币系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实力尚足以支撑起马歇尔计划,至少有实力推升金融危机后的亚洲通胀,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则变得更内向,更无安全感,并且在资源方面更为贫乏。当欧洲的慷慨大方因其自身危机及德国提出的财政紧缩受到影响,当日本陷入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国内债务且无力重整经济,世界缺少了一个可以在解决全球性公共产品匮乏、全球长期通货紧缩中起领导作用的国家。

  2013年,在中国新任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一带一路”的新型海陆战略(OBOR)。陆上路线途经中亚,最终到达欧洲和俄罗斯,而海上路线如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一样,经过东南亚到达南亚、中东、非洲,最终到达欧洲和拉丁美洲。

  西方评论家将此视为中国的“西方核心战略”,与美国的“太平洋核心战略”相对。但中国却将此视作依据其自身需求所建立的组织。一带一路战略覆盖了逾60个国家,逾4万亿美元的投资。汇丰银行(HSBC)报告称,2015年一年内中国企业已经在新丝绸之路沿途49个国家进行投资,投资总额达到148亿美元,是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八分之一。

  为了资助这个项目,中国设立了三个新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1000亿美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500亿美元)、丝路基金(300亿美元)。

  当几乎所有强国,尤其是俄罗斯、印度、美国和日本都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真实目的表示怀疑时,中国应当展示强大的外交和技术实力,联合伙伴们一起完成这些项目。空谈不如实践。目前,这些合作伙伴仅受到资金吸引力,对中国是否会渗入他们的市场,牺牲他们的利益表示怀疑。

  其他势力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当邓小平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之时,他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即在外交政策中保持低调,为恢复国力争取时间。然而,现在的中国已然成为世界贸易的领导国家之一,规模达1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5%,并仍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韬光养晦”的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不仅有许多国家畏惧中国,将之视为贸易竞争对手。还有许多国家对中国是否有领土扩张野心保持怀疑。

  中国威胁论目前正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精英中盛行,他们倾向于在中国,尤其在中国军事领域完全崛起前抑制其发展。尽管眼下中美贸易与投资越来越相互依存,支持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关于中国不会和平地崛起言论的人群仍在不断壮大。与此同时,中国的精英也越来越相信美国意图阻止或阻碍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发展将有违美国例外主义。美国作为强国中独特的一方势力,认为自己在道德方面和维护民主价值观方面优于其他国家。因此它经常以道德为由在海外驻军并开启战争,并通常在宣布胜利后撤军,因为没有一国的国内政治会愿意以牺牲珍贵生命为代价投入长期战争。

  以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的话来说:“美国从不容忍同级对手,且会如同此前抑制苏联那样来试图抑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这一战略同样将俄罗斯和普京视为另一个对手,而这进一步推动了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虽然两国曾在冷战期间由于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差异而相互对立。俄罗斯本质上属于欧洲势力,一直为其人口稀疏的西伯利亚地区而不安。俄罗斯在历史上倾向于扶植非宗教的邻国,且对普遍信仰宗教邻国十分怀疑,尤其是中东地区的邻国。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Trenin)表示,一个曾经被称为“西方中的东方”的国家已经由于与美国和欧洲的差异而将重心转向亚洲,或者说是“东方中的西方”。在经济上,因油价下跌,收入受损,俄罗斯已逐渐向中国靠拢寻求投资、技术、资金和政治支持。

  俄罗斯因苏联解体失去了近2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一规模较整个欧盟的领土都还来得大,俄罗斯同时在经济方面和人口方面遭到重创。目前其人口约为1.42亿,其中包括将近15%居住在俄罗斯与濒临崩溃的国家的边界的穆斯林。其GDP随着油价的下跌,已经下跌至1.2万亿美元,相当于印度GDP的一半。但俄罗斯依旧是个核能大国。当普京开始用石油收入来重整军备时,“俄罗斯正以一个欧亚大陆中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姿态回归”,俄罗斯不惧怕荷枪实弹的战役,正如其最近在叙利亚所做的一样。

  因为陆上丝绸之路将途经中亚,即许多前苏联国家的所在地,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十分矛盾。一方面铁路和公路直接延伸至莫斯科和欧洲其他国家会强化其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和投资联系。这些中亚国家占据了35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覆盖6300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但仍然以世俗国家身份参与国际活动,平均收入较低,却拥有重要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加上俄罗斯与中国成为了上海合作组织(SCO)的一部分,同样也是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EU)的成员。

  一带一路也牵扯到与另一个南亚地区核能国家巴基斯坦的联系。重要海港城市瓜达尔打开了中巴经济走廊,使中国出口产品能够途经巴基斯坦到达阿拉伯海。

  印度作为另一个崛起的国家,对这种发展持警惕态度,因为其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有争议,并且惧怕中国在阿拉伯海地区的影响力会逐渐提升。

  印度对安全方面的担忧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在2010年,其穆斯林人口为1.762亿(占全球穆斯林人口的11%),其邻国巴基斯坦拥有1.674亿穆斯林(占比10.5%)和孟加拉国拥有1.344亿穆斯林(占比8.4%)。目前,印度已经解决了其国内问题,且似乎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和宗教冲突。第二个引起担忧的因素是其匮乏的水资源。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2015年发表的报告称,印度54%的国土处于极度缺水状态,并预期在2030年前供水量甚至将无法满足需水量的一半。印度大量食品生产依靠井水,而地下水位正在不断下降,这使拥有6亿人口农业部门的印度难以承受干旱的打击。

  中国和印度对西方企业和精英最具诱惑力之处在于中、印两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为其商品和服务出口提供的1万亿美元的市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消费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正如15世纪印度莫卧儿汗国和中国明朝的消费推动了国际贸易,20世纪美国的消费推动了全球化。但正如Trentmann警告的一样,消费驱动发展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都比较常见,但是“不平等是东西方发展,以及消费增长的刹车”。换句话说,中国和印度都应该关注正在上升的社会不平等趋势。

  中产阶级增长的大部分原因归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对技术的适应。近二十年,印度因有TCS、Infosys和Wipro这样的企业而成为新兴软件行业的领导者,而中国通过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巨头填补了网络零售的空缺,其电子商务总量和发展势头甚至已于2014年超过了美国。

  依托庞大的市场规模及每年涌现出的大量优秀工程师,中国和印度持续主导着全球数字创新领域。中国已经在《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至少要将10个行业的实力提升至世界领导地位。这些领域包括信息技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技术、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铁路设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设备、新型材料、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和农业机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将在2025年前研究与开发项目的投资从目前销售总额的0.95%提升至1.68%。

  同样,印度也已经制订了雄伟的计划,通过技术和创新重整其经济。

  毫无疑问,中东是决定整个一带一路战略是否奏效的要地。一带一路在战火纷飞的地区开展毫无益处。因此如果中国在短期内将注意力转向中亚、俄罗斯和东南亚来满足其对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需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并不意味着中东会失去其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出产地的地位。但鉴于美国已经赶超沙特阿拉伯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了更多的政策自由裁量权和灵活性。但这“灵活性”的另一面则是当美国不在当地驻守大量军队时,由于非国家参与方,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会颠覆该地区脆弱的政权,并建立它们自己的哈里发政权,因此该地区将陷入战争。而美国在该地区的立场一直十分矛盾——一方面美国需要支持以色列,来彰显其在充斥着独裁和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的地区中对于民主的道德追求;另一方面美国则不希望参与到与美国的战略需求并不相关的战争中,牺牲公民的生命。

  但对中东地区来说,真正的威胁来自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年轻人失业率攀升,缺水状况越来越严重。因用水(或食物)安全方面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极高。到2040年,最缺水的33个国家中,将有21个位于中东和北非,另有5个位于中亚。除此之外,过时的治理方式将成为这些濒临崩溃、面临大量移民的国家的潜在火药桶。区域强国,如俄罗斯、印度和伊朗将不会在该地区的冲突中置身事外。

  再来看下亚欧大陆西端——欧洲。。虽然以GDP大小来衡量,欧盟是最大的经济集团,但是欧盟仍存在许多家喻户晓的重大漏洞——不具有完整银行联盟的货币联盟、无财政联盟;且难以迅速果断地做出决策。英国退欧可能会迫使其作出一些艰难的决定——要么得过且过,要么更大程度地推动一体化。德国作为联盟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将主导大部分决定。但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净国际债权的积聚,则使其他国家意识到,前两次世界大战正是缘于德国的独裁。因为德国坚持财政紧缩,南欧财政赤字国也已经有盈余,这使欧洲由原先收支勉强平衡的状况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盈余来源。如果欧洲无力用其盈余推升通胀,那么全世界其他赤字国将面对更大的通缩压力。

  阻碍欧洲发展的另一威胁源于由濒临崩溃的邻国和气候变化引发的大规模移民。除非欧洲愿意在中东和北非花重金建设基础设施,不然,进入欧洲的移民浪潮可能会永不停歇。这有可能造成欧洲与其邻国的隔离,甚至武装冲突。

  移民问题是引发英国退欧的原因,此举可能会导致其他欧洲国家纷纷举行公投和选举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并造成不良后果。除非德国不再坚持通缩政策,并在为赤字国提供经济援助、解决移民问题上承担起领导职责,否则,欧盟将面临更大的解体风险。无论是哪种方式——强领导力或是无领导力,欧洲作为开放边界的群体存在的风险一直都在。

  总体来看,比起一带一路,内部事务更为欧洲所困扰,毕竟中国地理位置相对遥远,而且目前欧洲缺少评估机遇和威胁的具体依据。单个欧盟成员国或许会支持一带一路对通向新兴市场的港口或铁路设施的投资建设。

  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公共产品的潜能

  对大博弈的探讨少不了要提到国际货币体系。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下创建的系统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不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为主权利益而设计的,而非为了全球公共产品。目前各政府实施的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都是依据国家利益而定,很少关注到溢出效应和全球发展不平衡。在七国集团主导世界的时代,美国大肆声称“我的美元,你的问题”来主导其余六个国家,而这六个国家和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得不服从美国的主导。

  这个系统得以运行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从一个慷慨的超级大国最终变成了一个消费者和借款人。在国家层面,总需求缺口可以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政府支出或货币贬值来吸引国外需求。只要美国愿意支出,且其他国家愿意继续使用美元,那么整个系统就是平衡的。唯一的问题是美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负债国,其外部国债达到了1.65万亿美元,是其2013年GDP的99%。

  四大储备货币国家(G4)得以采取量化宽松政策(QE)而很少有通货膨胀后果的主要原因是其他国家愿意持有这四国的货币,为它们提供产品和服务。只要其余国家有超额储蓄,四国(G4)的量化宽松政策(QE)就不太会出现通货膨胀。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市场足以抵御高全球流动性带来的高通胀。且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发现它们可以通过贬值来摆脱困境。但当全世界都在同一时间试图用贬值解决问题时,会酿成巨大的通缩后果。

  因此,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其自身已经逐渐不可持续。如果利率创新低时G4国家不愿意提升通胀、扩大经常账户赤字,那么世界会被卷入长期通缩,带来更高的失业率、更多的贸易摩擦以及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实际上,G4国家在零利率时无力再通胀(再循环货币),就如同上世纪30年代黄金在通缩时扮演的角色一样。当地缘政治日趋紧张,更多资本流入G4储备货币,对新兴市场的发展前景造成更大的负面压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全球总需求不足时,多边开发银行(MDBs)和整个银行系统无法或不愿借出大笔资金以援建全球公共产品,恢复经济增长。商业银行被繁重的新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的限制,因此不愿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资本受限的原因在于,它们的主要股东(基本上是G4经济体)因为自身薄弱的财政状况,以及出于担心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会稀释它们的控制权而不愿意注入新的资本。

  举个例子,有人估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每年需要超过25000千亿美元的投资;而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NicholasStern)预计每年用以抵御气候变化的投资额将达6万亿美元。而目前多边开发银行的总资不超过2万亿美元,因此除非多边开发银行的资金显著增多,否则将无足够经费用于建造基础设施以恢复全球发展和抵御气候变暖。即使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的资金也不足以填充空缺。

  中国、印度和东盟应该做什么?

  上述大趋势和当前的全球结构的调查表明,伟大的博弈很可能是颇具迷惑,且无序,并充满投机性的。世界主要大国,欧洲、美国都深陷于本国问题中,对外界不闻不问。欧洲受中东、北非地区影响最直接,而美国也无法在与俄罗斯、伊斯兰国及恐怖主义对抗中不破坏平衡就全身而退。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增长及稳定的重担将落在快速发展起来的南亚、东南亚及东亚经济体上。通过共同协作发展中产阶级,提高工业生产能力来创造更多的岗位,带来增长与创新。

  我们有几大理由来相信这一和平合作的可能。首先,在地理上印度与中国中间隔着喜马拉雅,尽管有些边境问题,但并没有直接导致军事冲突的地带。其次,印度与中国在贸易及文化上都与东盟联系紧密。再次,东盟地区在发展全球公共品及基础设施上面有巨大空间,特别是该地区拥有大规模森林资源、海上暗礁。最后,美国、日本及其他各方都希望确保快速发展起来的地区能够足够繁荣来支持它们自己的贸易与投资。除非中国南海问题未能被妥善处理,不然美国与中国强大的贸易纽带将继续确保美国乐见其东盟盟国良好发展,以保证美国对该区域的影响力。同样的,印度也需要新市场来保持增长势头。

  东亚经济体的成功证明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发展作为后盾。虽然社会不平等在扩大,但该地区已经通过许多途径,诸如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等来缩小差距,并且持续在减少贫穷。

  发达经济体因为富人们想保全自己的地位而不断走向孤立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但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依赖于新兴市场,因为那里是它们未来市场的所在地。

  新兴市场无法避免大国地缘竞争或战争。但如果它们具有政治智慧,它们能够创造机会达到共赢。当大象们一心专注于相互争斗,那么其他小型动物就有了探索与尝试的空间。

  简而言之,那些能够创造和平与节制的环境来培育企业家精神、促进贸易、增加就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会是制衡地缘竞争的新常态时代的赢家。新兴市场经济体无法承受任何种族、信仰争斗。任何事物包括信仰,只有适度与平衡才能带来成功与稳定。

  目前形势来看,技术上实现经济增长远比政治上弥合分歧、引导舆论中心、创造长期稳定的环境要容易得多。

  最好的例证就是东盟。虽然各国人口、文化、种族、宗教信仰不同,但目前为止彼此一直能够就困难的地缘分歧和不同的世界观进行协调。有些人对于东盟缺乏领导力而显得焦躁,但这恰恰是能够跨越不同发展水平、不同世界观的原因所在,也正因此东盟各国能够协作创造区域和平与稳定。最糟糕的是任何地缘政治实力目前能做的就是打破这一平衡。

  综上,从多维度结合来看,全球正进入冷战2.0时代。显然,即使美国在军事上依旧无人能及,但要想同时处理好欧亚大陆中西方、中部及东部三方势力依旧有些有心无力。眼下的境况看似依旧极不稳定,欧洲正努力从不断加剧的内部分裂威胁、外部移民威胁中寻求平衡。中东问题掺和着气候变化、宗教问题、种族问题及人口/治理赤字。最好的情况是能够蒙混过关,但如果水资源紧缺,当前政权倒台,那么中东境内是否会出现重大洗牌就不得而知了。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南亚、东亚依旧是发展最快,并且拥有建立更为强大、更具竞争力经济体的客观条件的地区。亚洲出现全球产品供应链得益于美国军事保护伞带来的长久和平,目前美国的态度正从包容走向制约。由于继中国之后印度也将崛起,真正的问题在于制约会持续多久。中国欲在其边界采取“门罗主义”的尝试遭到了美国的反对,后者认为军事力量能够自由出没在任何国家边界。中美关系的核心在于意识冲突——美国对自由和道德的捍卫与对其邻国来说尚不明朗的中国梦的较量。就两者的不同来看,任何美中矛盾,包括与日本的矛盾都有全面开展核战争的风险。即使是有限的冲突也将破坏经济互联,并且令任何一方的财富、发展倒退。

  共同的威胁带来了共同利益点。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全球污染及其溢出效应、军事冲突、恐怖主义、毒品、侵权等问题都是全球发展所面临的威胁。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政治手段而非武力加以解决,政治僵局一般通过借助额外的资源获得更多支持或温和干预来解决。额外资源源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条件则在于一个稳定的政治及军事环境。

  要解决多重因素带来的未知,并没有简单的方案,我们只有不停地去寻找、探索。简而言之,如果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同时饱受军事及政治冲突,那么整个世界就将陷入难以逃离的低级陷阱。反全球化将损害美国利益,并且破坏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所有可行机制。

  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者明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上世纪50年代所抱怨的军工联合体依旧存在。那些从军备竞赛中获益的人总是会推崇用武力作为解决方案——譬如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以及欲建立新哈里发政权的ISIL。寻求安全多元主义就是在寻找能为全球所认可的安全解决方案。历史告诉我们,平民政府未必能抑制军事势力,民主政府也可能会受制于军事政变。

  因此,在寻求东、南亚安全事务协作2.0时需要非常全面、多元、开放。东南亚需要接受列强会为了本国政治目标而不择手段的事实,因此东亚和南亚国家有责任来维护地区的合作与和平。一带一路战略无疑展示出中国关注于发展贸易伙伴。

  一带一路战略要想成功,必须明确其合作具体提议而不是仅仅出资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依赖合作而非竞争。伙伴关系需要在多方积极参与的项目中建立起信任。这一战略需要的外交、智力技能不仅限于官方层面,更多的是在商务、金融和社会层面。

  公元前六世纪战略家孙子曾说最佳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努力改变欧亚博弈,带其远离潜在的又一场大战,一步步为下一代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和平前进。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本文用英文写就,朱映臻翻译)

  附表 其他势力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01美国

  中国威胁论目前正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精英中盛行,他们倾向于在中国,尤其在中国军事领域完全崛起前抑制其发展。尽管眼下中美贸易与投资越来越相互依存,支持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关于中国不会和平地崛起言论的人群仍在不断壮大。与此同时,中国的精英也越来越相信美国意图阻止或阻碍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发展将有违美国例外主义。

  02俄罗斯

  因为陆上丝绸之路将途经中亚,即许多前苏联国家的所在地,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十分矛盾。一方面铁路和公路直接延伸至莫斯科和欧洲其他国家会强化其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和投资联系。这些中亚国家占据了35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覆盖6300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但仍然以世俗国家身份参与国际活动,平均收入较低,却拥有重要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加上俄罗斯与中国成为了上海合作组织(SCO)的一部分,同样也是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EU)的成员。

  03欧洲

  总体来看,比起一带一路,内部事务更为欧洲所困扰,毕竟中国地理位置相对遥远,而且目前欧洲缺少评估机遇和威胁的具体依据。单个欧盟成员国或许会支持一带一路对通向新兴市场的港口或铁路设施的投资建设。

(责任编辑:张功成 HN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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