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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旧在惯性中滑行 该如何破解中国经济的难题

2015-03-03 07:12:38 和讯网  卢麒元

  春节回京,朋友聚会,有人说看不懂中国经济。若说超发行货币,却流动性吃紧;若说通货膨胀,却CPI不断下行;若说汇率承压,却顺差忽然增加。主流舆论继续唱好,非主流仍然看淡,政策依旧在惯性中滑行。那么,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呢?同时,如何破解中国经济的难题呢?

  其实,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严重程度。货币超发行确实非常严重了,然而资本沉没更严重,实体经济仍旧缺乏资金;通货膨胀确实严重,但CPI数据根本无法反映实情;人民币汇率处于历史性拐点,却有沪港通和深港通等资本回流安排进行技术性对冲。经济制度设计和经济政策安排,都在强化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如果,我们不能解释经济现象,我们不能正确认识经济问题,我们就无法有些地解决经济问题,我们就必须面对深刻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在惯性中滑行,滑行貌似失重,本质上是失控。

  首先,我们重新解释一些经济现象。

  牛顿第二定律表明,物体的加速度与施加的净外力成正比,与物体的质量成反比,方向与净外力方向相同。以方程式表达:F=ma。其中,F是净外力,是所有施加于物体的力的向量和,m是质量(重量),a是加速度。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F=效率提升+资本扩张。其中,效率提升=管理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和科技进步均涉及体制改革,很难一蹴而就。随着中国经济总量m的快速增长,保持经济增长速度a就越来越困难。在效率无法大幅度提升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F只能依赖资本扩张。资本扩张,在外资涌入到达峰值后,自然就转换成了人民币超发行。人民币超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将导致人民币崩溃,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世纪性灾难。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应该源于管理进步和科技进步,我们现在必须全力阻止通过货币超发模式来“保增长”。就经济政策而言,在效率提升不足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应有勇气戒除对宽松货币政策的惯性依赖,我们必须接受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下滑的严酷现实。此刻,我们必须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并在经济良性循环中完成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

  牛顿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是有极限的。我们已经开始触碰到这个危险的极限了,我们已经开始进入经济增长的数量极限了。经济学讲究边际效用,经济学不承认什么“好政策”。所以,“保增长”必须给出明确的货币超发行边际,“保增长”必须符合货币发行的刚性约束性条件。所谓货币发行的刚性约束性条件,就是确保人民币实质购买力,也就是说必须捍卫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如果,“保增长”等于滥发货币,“保增长”等于人民币崩溃;那么,“保增长”就是不折不扣的坏政策。现实是残酷的,坏政策中隐含了庞大的既得利益,坏政策在主流舆论中变成了诡异的“好政策”,坏政策一旦实施就会形成巨大的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毋庸置疑,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抛物线顶端了,我们必须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科学的论证了,基础货币供给不能超越经济运行的一般需求,我们坚决不能允许政府进行政策投机了。我们经历过银元券和金圆券的荒谬时代,我们没有理由再次重蹈覆辙。我们现在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得过且过将投机进行到底,要么义无反顾将调整全面落实。崇祯选择了前者,国破家亡;雍正选择了后者,康乾盛式。普京选择了前者,卢布危机;奥巴马选择了后者,美元复兴。

  其次,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问题呢?

  在牛顿定律之后,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人类认识世界打开了更宽阔的视野。1907年,爱因斯坦撰写了关于狭义相对论的长篇文章《关于相对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到了等效原理。他阐述了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成正比的自然规律。依据等效原理,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对的。人民币与美元密切联系,使得人民币尺度与美元汇率联动,美元升值时人民币度量尺度在延长。其含义是,2014年的7.5%的实际增长,远远高于此前超过8%的名义增长。并且,在全球增长放缓的时刻,相当于引力场的引力衰减。其含义是,为实现2014年的7.5%的实际增长,政府必须填补引力场减弱的动能,国家付出了远远高于此前8%的经济政策推动力。相对论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可以修正我们对经济数据的误读。一是我们的绝对速度在降低,而我们的相对速度实际上在增加;二是我们为了维持高速度,必须付出比以往高得多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支撑一个脱离实际的名义速度。要知道,在爱因斯坦的质能守恒定律中,质量和能量是反比例关系。意思是,我们是否需要损耗能量(国家信用)来支撑质量(GDP)。过度透支国家信用以获得高速增长,可能意味着未来的报复性衰退。道理很简单,高通胀将导致资产溢价高于生产利润,最终将迫使资本退出创造价值活动,我们最终会陷入全面经济危机和大萧条之中。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我们确实需要科学发展观。

  经济学不是科学,却应该科学。科学不外于哲学,哲学就是理性的审美。我们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本意是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整体改善。人民生活整体得到改善有两种方法:第一是经济总量增加;第二是经济存量再平衡。意思是,在经济总量增长放缓时,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经济存量的再平衡达成目标。也就是说,收缩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实施税赋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予以补偿。一些朋友可能片面理解了改革,改革不仅仅要解决增量问题,改革也必须解决存量问题。当然,经济学应该科学,却真的不是科学,经济学有阶级性。因为,“正能量”确实不属于物理学范畴,“正能量”是一种高尚的社会主义情操。放宽时间与空间的视野,货币政策也是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向穷人课税,紧缩的货币政策相当于向富人课税。解决存量平衡问题,恰恰是为总量增加奠定坚实的基础。富人付出一些牺牲,恰恰是为了子孙的长治久安。毕竟,大家都不愿意革命。在瑞士与香港的三十二年长跑中,瑞士的平衡增长最终战胜了香港的畸形增长。事实上,经济规律是不可战胜的,发达国家的长期稳定增长,正是源于经济结构的均衡稳定,而绝非来源于扭曲经济结构。过度扭曲经济结构的国家,无一不是最终走向衰败。我们提出强化针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课税,是经济再平衡的必由之路,是共富、共荣、共赢的和谐之路。相反,无底线的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导致极度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资本大规模外逃,货币超发反而导致资本收缩,最终将彻底枯竭经济增长的动力。所有无序宽松货币的国家,无一不是死于信用崩溃。一个伟大的政府,不在于满足少数人的无限贪婪,而在于满足多数人的基本需求。阶级性,也讲究平衡,也不外于科学发展观。道理讲清楚了,政策选择就有了思想基础。

  最后,如何破解中国经济难题呢?

  第一,稳增量,调存量。

  经济政策逻辑上,总量增长速度必须服从于存量结构平衡。意思是,为了捍卫国民福利,就必须确保人民币购买力,确保人民币购买力就必须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就必须允许总量增长速度下调。一句话,再也不能以残酷掠夺劳动者作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了。同时,必须看到,存量平衡,才是促进总量长期增长的方式。历史地看,中国无惧通缩,中国最怕通胀,请不要忘记八九年那场风波。在危机时刻,不向富人课税(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而是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穷人征税,就算是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不会同意。1917年(爱因斯坦38岁),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爱因斯坦非常支持这场伟大的革命,赞扬这是一次对全世界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实践。他表示:“我尊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位有完全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献身的人。”许多人认为,是马克思制造了革命,是列宁创建了社会主义。不是的,是通货膨胀制造了革命,是经济危机创建了社会主义。不要认为革命就不符合经济学原理,革命只不过是一种激烈的改革,激烈也是因为历史别无选择。苏联革命进行经济存量再平衡的结果证明,存量再平衡也可以创造总量增长的奇迹。历史地看,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的奇迹,也是中国革命导致经济存量再平衡的结果。在广义相对论中,那不过是质能守恒定律的一次完美运用。一句话,放下“保增长”的包袱,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地调整经济存量,重建公平、正义、高效的财政政策。

  第二,调结构,增效率。

  调整经济结构,将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将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将激发经济总量增长的潜能。资本(英文:Capital),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用来生产其他商品或产生收入的累积物力与财务资源。在统计意义上,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于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说,名义资本总量(包含了沉没资本)并不等同于实际资本总量(运行中资本总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错误配置,会导致资本沉没,货币虽然增加而实际资本总量却在减少。中国经济就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央行不断投放货币,资本不断地沉没于不动产,实际资本总量不增反减,实体经济不断出现钱荒。经济结构调整,将有利于活化沉没资本,将有力地促进资金周转速度。请注意,不动产溢价速度超越劳动溢价后,必然会导致资本大规模沉没,从而形成资本稀缺假象。经济结构调整,将激发沉没资本重回创造价值活动,将加速存量资本的流通速度,在名义资本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增加实际资本总量,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动能。管理层必须清醒了,财政政策才是刺激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工具。我们必须实现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科学管理,纵容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节制资本的时代必须开始了。我国古代尚且有一本“鱼鳞册”,我国今天难道不能登记财产并开征税赋吗?我国古代尚且有“一条鞭法”,我国今天难道不能让食利者做出一点贡献吗?我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怎能不尊重创造价值者的劳动?我们怎能不体恤底层国民的酸甜苦辣?万法皆税,“正能量”应该在财政政策中。早就应该有一点儿动静了!

  经济学不是科学,因为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伟大的经济学家,往往是悲悯的社会主义者。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没有阶级性?什么“积极的财政政策”?那是对谁的积极?难道,是积极地配合国内外利益集团大规模兼并国民财富吗?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那是对谁的宽松?难道,是稀释劳动者的共同资产和劳动成果吗?在一轮又一轮的“积极”和“宽松”后,要素价格极度扭曲,分配结构极度扭曲,经济结构极度扭曲。结果,极少数人暴富,资本大规模沉没,一轮又一轮的钱荒,然后是更疯狂地“积极”和“宽松”。拙劣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恶性循环,越演越烈。看不懂中国经济,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大家忽略了经济学的阶级性。我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令人不安。

  说到我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我们应该送他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老实说,我国人民没有责任和义务,辛苦纳税为西方豢养经济政策销售经理(Sales Manager)。我国的国际化企业需要境外营销的销售经理,他们完全可以去那里发挥他们的职业优势。无论如何,共和国不欢迎政策欺诈,不能让他们继续瞒哄领导了,不能让他们继续欺骗群众了。主流教育、学术、传媒,应该有起码的道德底线。一个肥胖症患者,应适度增加运动,而不是忽悠他们继续增加食量。不要听到隔壁瘦子吃肉(搞量化宽松),就非要杀了自己家的黄牛(国家信用)。请相信,基于发展经济学的“保增长”是政策毒药;请相信,拯救经济危机的最佳途径是实现存量再平衡的新社会主义,绝不是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战略规划。道者,反之动。无法则有之,有法则违之,有违则纠之,有纠则避之,皆反之动也。共和国必须对他的竞争对手反动。在统一应力场中,应借助外力增加国家实力,而不是傻乎乎地做什么负责任的大国。人民币维持汇率稳定,就必然延长度量经济增长的尺度,就必然表达为国内的通货紧缩,就必然向全世界输出通货。人民币汇率稳定,全世界才能接受人民币通货,中国才有机会建立庞大的人民币债券市场,中国的人民币才有机会走出国门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不要继续给美国经济充当附庸了,我们早就应该建立中国经济政策的主体性了。如果,领导们能够掏出那些“塞耳屎”(Sales),管理层敢于对西方反动一次,毫无疑问可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必将为中国全面崛起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北京,想起来很亲切,看起来很陌生。火树银花下,长安街的繁华让人迷醉。走在旖旎的街道上,你很难想到居庸关的烽火台,你很难想到山海关外凛冽的寒风。或者,似我这种“关外”来的汉子,才有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好在,危机一旦被意识,也就化解了一半了。

  望领导学习进步!祝人民幸福安康!愿祖国繁荣昌盛!(本文作者卢麒元现为香港沃德国际资产管理顾问公司董事局主席、深圳市金宗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和讯财经评论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李莹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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