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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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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11日07:35 来源:和讯网  作者:罗天昊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罗天昊(资料图)
和讯专栏作者、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罗天昊(资料图)

  近日,克强总理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中将继续持续发展。

  此前,从世行卸任的林毅夫,前几天亦在国内高调宣称,中国未来仍然可以在二十年内保持8%左右的高速增长。国内众多经济学家批评林毅夫,成其过分乐观。中国未来如果不能解决系列社会问题,不仅不能增长,还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事实上,这种质疑,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普遍存在,很多人怀疑,在一个威权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经济能高速发展吗?而改革三十年的成就,令很多人大跌眼镜。高速确实可能,但是却需要条件,改革前期的高速,本质是中国从完全封闭社会,向半封闭社会转型所释放的强大创造力。

  在未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动力又何在?

  均衡战略造就中国城市的普遍崛起

  最近几年来,伴随着沿海区域经济增速下滑,中西部增速却逆势上扬,而在这一现象背后,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变化。

  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领域的“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区域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

  。 改革开放凡三十年,中国已历沧桑巨变,实现了狂飙突起式的崛起,亦凸现了一些初具实力的经济区域,如早年的珠江三角,长江三角;而在这些区域,也崛起了代表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北上广深。特别是珠三角的崛起,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腾飞,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东部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中部塌陷,西部没落。

  在东部沿海区域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对于国家战略的整体压力尚不明显,但是,近年来,沿海区域,特别是浙江与广东等中国以前的经济龙头增长放缓,使国家迫切需要新的增长区域,另外,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外需急剧萎缩,未来内需对于中国经济的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国家战略,逐步从优先发展沿海的非均衡战略,过度到全国性崛起的均衡战略的时候,各个城市和区域蜂起争雄,将所有的城市与区域,都抛入竞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县域竞争。而在中国的国家级规划出台之后,未来,中国的地方竞争必然升级,由县域竞争,上升为省域竞争。

  中国前期的国家级区域规划,最后都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并且富有强大的辐射作用。最典型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长三角核心区为上海和江浙部分城市,其辐射区域,主要在华东,珠三角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广东东南,其辐射区域,主要在华南。今后,中国在均衡式发展战略之下,将诞生更多的经济中心,最近几年,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是圈,中原城市群等逐渐崛起,中部经版图隆起有望,而重庆,成都,西安,新疆等西部区域,发展亦非常迅速,此前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在经过改制之后,面貌焕然一新;北部的内蒙古,则出现了被称为“小香港“的鄂尔多斯(600295,股吧)等新兴城市。中国实现整体性均衡崛起的宏图在望。

  城市和区域的普遍性崛起,将使中国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彻底实现孙中山百年前所设想的中国崛起的夙愿。

  以内需造就大陆型强国

  三驾马车,投资独秀。

  从2001年至2011年,中国的GDP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总额以及进出口总额的复合增长,分别为4 .53倍, 9,.1倍、 4,.3倍和 6 .6倍,社会消费总额的增长,略低于GDP总值增长速度,远低于进出口增长速度,更是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一半都不到。可以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排名,投资首当其冲,外贸其次,而内需最弱。

  在全球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韩国等小经济体,才适合贸易立国,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乃是全球大陆型大国崛起的异数。无论美国俄罗斯还是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均是内生性大国,即以内需为主导,而中国不然,由于处于后发劣势,中国的崛起,非常倚重外贸。中国的崛起,从一开始至现在,就是外向型经济。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东部沿海。

  同时,中国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亦达到畸形的地步。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从4320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11022亿元。8年间增长7.2倍,年均增长超过25%,2009年更达到创记录的30%以上,而同期的GDP增长速度,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考究现代国家的高速发展期,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的腾飞,确实要经历高投资的阶段,但是,全球主流国家,均未达到中国2002年以来的近十年的高度。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大约为20世纪60~80年代,其固定资产投资率大约在33%左右徘徊。而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70%左右。

  高额投资以透支未来为代价,低碳时代,中国的发展,必将受到各种约束,击鼓传花式的地方和中央相关部门债务,也终将有一天必须兑现。投资枯竭的情况即将出现。

  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在此情况下,大力发展大众消费,将成为中国未来振兴的希望。

  美国立国之初,由于人口稀少,主要是通过与欧洲贸易发展,而自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移民的增多,消费能力的提高,美国经济快速起飞,外贸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国内关卡被扫平,各个州之间的贸易,基本畅通无阻,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国内市场。而美国也从此启动了“大陆战略”,随着芝加哥成为美国的交通中心,美国由立国之初偏重外贸的美洲大国,转型为内生性的世界经济强国,国内消费的比例,远大于外贸,庞大的国内市场对于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居功至伟。

  目前,沿海发达区域如长三角、环渤海增速变慢,中西部地区则保持相对高速。中国即将步入均衡时代。只有内需成为主导,众多内陆城市才有望实现崛起,从而实现中国的普遍繁荣。

  由此,中国未来需要完成两大任务,其一是扫平国内关卡,其二是以内需为主导。统一的国内市场,庞大的国内需求,才能成就大陆型强国,造就中国未来的持久繁荣。

  中国的内需对经济的贡献,只有40%,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对于投资的过渡依赖,严重挤压了内需。浙江,广东等很多内生性发展的区域,反因为产业经济的发达而遭遇危机。区域发展出现了“逆淘汰”的怪局。

  目前,中国内部市场不统一,主要是因为条块经济所致。地方的发展冲动,既是各个地方蓬勃发展的动力,亦导致了各自为政。19世纪中晚期的美国,正是在打破国内关卡,完成全国市场统一之后,才实现了整体崛起。而在这个方面,中国存在着巨大的隐忧,仅就关卡而言,世界上70%以上的收费高速公路,都在中国,对于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巨大的阻力。而在产业规划上的诸侯经济,亦将制约中国内需崛起。由此,扫平国内关卡,荡平诸侯经济,乃是中国未来的必然。

  制度变革释放中国创造力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保持大约平均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制度红利,是国家从垄断走向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这种飞跃,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变革的转型期才出现。

  亚洲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近30年,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二十余年,两次飞跃其实也是一种制度红利,也就是依靠社会经济变革。前一次是明治维新,后一次是在美国主导下扫除封建残余的二次现代化。欧洲的德国与日本类似,俾斯麦的改革与二战后的再造,从本质上说,亦是拜制度红利所赐。

  美国能够强盛200年,并且至今不衰,就与其强大的自我内部革新能力有关。19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矛盾,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涤荡了污秽,扫清了发展道路,遂一跃为世界第一强国;在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丁路德金发起的民权运动,完成了对自我的又一次清算与革新,而经历9,11的事件十年之后之后,美国在纽约世贸的废墟上建立了9,11清真寺,族群融合与信仰的宽容,成为美国社会反思后的共识。

  今日中国,亦当遵循此道。大国的崛起,“软实力”比单纯的经济实力更为重要。中国急需,吸收现代世界主流文明,服膺现代社会主流价值。实现广泛,深刻,多元的繁荣。

  从高速期向平稳期过渡,是现代国家成熟之后的普遍经济走向。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也将进入一个中速发展期,而这才是国家发展的恒定期。预计这个时期,将比前30年高速增长的时限更长。具体是30年,还是50年,甚至是100年乃至数百年?目前尚未可知。

  国家飞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一为全面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的高速发展,就是典型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所致;一为技术革新或者新兴产业勃兴,如英国当年的崛起,就是拜工业革命所赐,美国最近20年的亚高速发展,就是得益于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的兴起。

  中国目前的第一次社会变革的动力基本释放完毕,如果不能完成新的重大社会变革,则将神话不再。未来将是漫长的增长缓慢期,目前,中国各地已经出现了增速的下降,但是,当前90%以上的中国省区,99%以上的城市,都将未来增速定为10%以上,其未来持续发展的引擎何在?

  如果中国不能尽快完成从投资到消费驱动模式的转变,不能驱逐官营垄断而壮大民营经济,不能造就普遍的社会公平,中国有可能陷入拉美化的泥潭。而留给中国的时间,也许最多只有10到15年。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继续深化变革

  就城市崛起而言,以深圳为例,其所以能够三十年内从一个渔村崛起为中国内陆最伟大的城市,不仅仅因为他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有效率,诞生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002594,股吧),万科等优秀中国企业,更在于其在制度创新方面,在全国领风气之先,其社会管理水平在国内一流,而在社会文化领域,深圳则以其开放,宽容,博大,多元为特色,成为中国最开放的活力之城。

  城市如此,区域如此,国家亦如此。

  本次十二五提出了转变未来发展模式,而这种转变,亦将是多重的,中国未来需要从社会结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结构,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改革。而并非目前只敢改革经济领域,彻底告别“跛足巨人”。国家或者区域、城市的辉煌,永远不只是器物文明,社会体制的改革,主流价值的普世,才是未来强盛之道。如此,方有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后,迎来另外一个飞跃时代。

    罗天昊,和讯专栏作者,主要研究国家、城市与企业的竞争战略,产业经济与商业模式,其研究成果曾被美国智库引用。曾为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现为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本文内容为作者应和讯网专栏之邀,独家授权和讯网发布。和讯网邀请各界名家开设专栏,为读者提供趣闻博见。敬请读者关注更新。(点击进入罗天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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