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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新福利社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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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发表评论 2013年06月23日13:31 来源:和讯网  作者:高连奎

青年学者 高连奎(资料图)
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高连奎(资料图)

  人类从前资本主义时代,走向“世界模式1.0”时代实现的是从“奴役社会”向“自由社会”的转变,而人类从“世界模式1.0”时代走向“世界模式2.0”时代是实现的是从“风险社会”向“保障社会”的转变,而“世界模式2.0”时代向“世界模式3.0”时代,则是实现的从“昂贵社会”向“便宜社会”的转变。

  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时代大背景,分析当下的危机和创新社会发展模式,自然也不例外,在此我们不妨先回顾下人类的发展历程。

  人类发展的简单历程

  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的历史基本可以归为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由放任主义阶段,在《世界如此危机》一书中,笔者将其称为“世界模式1.0”,在这种模式下,人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模式最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成为经典,当时的政府被称为“守夜人”政府。在这种模式下,西方国家表面上也拥有了一切:财富、政治智慧和军事力量,在此期间,世界的霸权也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传递到了英国手中。 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表面风光,但其内部矛盾重重,而频繁的经济危机、严重的阶级冲突、以及风起云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宣告了这种模式的失败。

  在这种情形下,另一种模式诞生了,这种模式并没有诞生在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而是诞生在了另一个正在新崛起的大国德国,确切的说,当时还不存在德国,因为当时的德意志还处在封建社会,全国有几百个骑士国组成,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但封建割据导致了国内缺乏统一的市场,因此卑斯麦极力的想统一德国,但德国也面临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阻碍了卑斯麦的对外征战,而当时国内兴起的“工厂立法”却吸引了卑斯麦的注意。

  工厂立法其实并非起源于德国,而是诞生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英国工人要求政府进行立法,缩短工时,英国资本家当时极其反对缩短工作日的“工厂立法”,并且与工人展开了血腥斗争,直到缩短工作日,在工人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资本家的收益也大大增加。卑斯麦看到“工厂立法”对平息工人斗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后,便亲自推动了这一进程。1883年,德国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在次年通过,就连最难通过的《老年残障保险法》在1889获得批准。

  就是这样,德国成为了世界最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德国工人在世界上最早拥有了保险和退休金。而工人福利的改善,极大的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发展,德国也一跃从西欧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与英法抗衡的强国。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一直将“工厂立法”当成自己最伟大的成就,并将其称为 “一切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之花”。

  德国崛起的经验反过来又触动了英法等国家,他们也纷纷效仿。英国1905年制定了《失业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劳工介绍法》,1911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法国1894年颁布了《强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专业保险法》。自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工厂立法”进程。这就揭开了“世界模式2.0”的序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高福利的大国苏联开始崛起,大萧条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经济上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在民生上也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苏联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二战结束后,曾经的霸主英国不甘落后,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建立世界上最完善、最先进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而且不仅仅是简单复制德国、苏联和美国模式,而是开辟自己的道路。

  1941年,英国成立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着手制定战后社会保障计划。受英国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委托,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提交了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这也是影响整个世界社会保障的经典著作,在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被业内人士视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奠基石。而报告中最著名的福利社会三原则,普享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均等性原则,也成所有文明社会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制度。

  此后,福利国家的理念又被推广北欧。而且它们后来居上,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而当时的北欧,中国化才刚刚开始,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才进入高峰,他们大多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极其重视劳动者的福利,当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政府补贴建设住宅,为工人提高各种福利,而就是这些措施让野蛮落后的北欧海盗国们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并一跃成为人类最富有,最自由的地区,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标杆,影响至今,至此世界模式3.0正式确立,并发展到顶峰。

  然而,世界的变化并没有停止,上世纪七十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了将近十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入“滞涨”状态,此时被压制多年的保守主义势力趁机上台,作为福利国家发源地的英国,在大滞涨后,最先走向了“去福利化”道路,美国紧缩其后,而且这一削减福利的浪潮也逐步席卷到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其实现在英国的福利制度早已不是贝弗里奇模式了;而北欧国才真正继承了英国模式的“衣钵”,成为贝弗里奇模式的典范。 “入海方知天地远,出水才见两腿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那些”去福利化”国家的经济几成残枝败叶,而北欧却一枝独秀,散发着明星般的魅力。

  事实证明,“去福利化”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好办法,毕竟福利也人类文明的进步,倒退也是没有出路的,然而话又说回来,那些已经“去福利化“的国家要想重回高福利也是不容易的,毕竟高福利也有高福利的缺陷,因为高福利必然要求高税收,而高税收又必然推高生存成本,而且现在人类面临的不仅是贫富分化的问题,更是生存成本不断升高的问题。

  “第三条”道路为何成效不明显?

  其实西方国家“去福利”化的问题早就凸显了出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就开始摸索“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由西方社会学权威吉登斯提出,其基础是风险社会理论,他们认为现代社会风险在增加,这是导致福利保障不堪重负的原因,因此主张在保持现有福利不变的情况下,加强教育培训,老年就业等以增加人类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这一理论甫一提出,就大受欢迎,得到了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美国总统克林顿等人的追捧,一时间成为了新的世界模式,但实践结果表明,这一理论虽然正确,但在现实中可操作空间非常小,教育和培训,老年人再就业等对改善社会状况的影响并不大,第三条道路的效果并不理想,确切说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而根据笔者的分析是,风险社会的论断固然正确,但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他们以“风险”的角度来分析,仍然是对传统社会思路的延续,无论是德国率先建立社保制度,英国率先发展出福利社会,还是北欧将福利社会发展到极致,他们虽然没有利用“风险社会”的学术概念,但是其目的却是为了减小社会风险,因此“风险社会”概念只能是对前人的总结,对后人的启发意义并不大,仍然是以前道路的延续,而不是全新的模式。

  第二,对“风险”本身的分析不对,现代社会确实是风险社会,但这种风险并不完全体现在工作和就业上,而在于“生活方式变贵”导致的“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人类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所能享受到的产品越来越多,在这背后却是生活方式越来越贵,人类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现代社会风险归根结底还是“生存风险”, “生存风险”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这是擅长社会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的提出者吉登斯等人所没能认识到的。

  第三,解决方法也不对头,没有分析对问题,当然解决方法就效果不大,吉登斯主张的教育和培训,老年人再就业等都很对,但仅仅是提高了人类的抗风险能力,但并没有降低社会风险,吉登斯既然认为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那要想让人类生活幸福,就必须想方设法降低社会风险,这才是治本,而提高人类的抗风险能力,只是治标。

  细说通胀感:何为“生活方式在变贵”?

  人们喜欢将生活的困难归结为通胀,但有 “通胀感”的时候也不一定存在通胀。当前中国普遍弥漫着的强烈“通胀感”,其实更多反应的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

  通胀有时候只是一种幻觉,不是“物价在增长”,而是“生活方式在变贵”,由“生活方式变贵”带来的“通胀感”即使物价全面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因为“通胀感”,跟真正的通胀本身就是两码事,通胀是物价上涨,但是通胀感并非完全来自物价上涨。

  生活方式变贵的情况,是不知不觉的,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曾经有个记者朋友采访笔者,他认为中国通胀非常厉害,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既然你说通胀非常厉害,那你感觉什么物价增长的最快,先排除房子,房子的问题其他文章单独介绍”,他想了一会,他也说不出什么物价在涨,但他向笔者诉说了他一个明显的生活痛苦,他说,他是一个开车族,现在每月最大的支出就是汽车的油费,每月加油就得1000多块钱,感觉不堪重负,他生活在杭州,他说杭州地铁每次8元,公交每次3元,非常的贵。

  显然我这位朋友的“通胀感”就是来自“生活方式在变贵”,我们不妨按杭州的价格进行分析,在杭州,公交3元,确实不便宜,即使如此,如果使用公交出行,每月500基本够用,地铁8元每次,也不便宜,即使如此,如果乘地铁,每月1000也基本够用,而不用公共交通,而乘私家车的话,每月就得1500元才够用。

  从公交到地铁,再从地铁到私家车,这就是“生活方式在变贵”的典型案例,生活方式每变一次,支出成本几乎就翻了一倍,所以“痛苦感”很强,但这种确实不算通胀,因为公交车本身的价格变化是不大的,地铁本身的价格也是变化不大的,私家车汽油的价格变化也是不大的。其实我这位朋友的通胀感就来自于公交、地铁、私家车三种出行方式的变化之中,这不是通胀,这就是生存方式的转变,他的通胀感更多的是来自于与公交和地铁的比较。

  我们还可以举个肉食方面的例子,猪肉是中国人的传统肉食,后来吃的最多的是鸡肉,现在中国人更喜欢吃牛羊肉了,鸡肉已经满足不了中国人的胃口了,但牛羊肉的价格从来就是贵于猪肉和鸡肉的,中国人从吃猪肉,到向吃鸡肉和牛羊肉的转变,就是“生活方式在变贵”的又一个案例,而现在大家很多人在抱怨牛羊肉贵,但很少注意到自己的口味在变,如果大家还是吃猪肉,或是鸡肉,肯定就不感觉贵,因为这两种肉的价格长期都没什么变化。当然牛羊肉的价格确实也在增长,但也这并非通胀,而是养殖方式的变化和养殖成本的升高,原来靠农户散养,靠吃青草和农作物秸秆喂养牛羊的方式早已供应不上中国人日益旺盛的需求了,我们仅仅从羊肉火锅一个行业的扩张就可以看出,在起初,这只是川渝地区的地方吃法,后来扩展到了全中国的所有中国,后来又从中国扩张到了几乎所有的农村地区,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共享的美食,而这一项对羊肉的需求就大的难以想象。

  生活方式变贵只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关

  说到通胀,很多人喜欢拿改革开放30多年的物价变迁进行比较,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改革前,很多物价是不真实的,如果比较应该与1997年前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成的时候进行比较,如果与1997年的物价进行比较,中国的物价变化并不是太大。而从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客观的说,这五年经济一直是通缩的,但生活方式却在变贵,所以总体的“通胀感”很强。还是拿私家车为例子,全球经济危机之前,中国私家车的年销量仅为几百万辆,而现在每年2000多万辆,而且还在快速增加,每增加一个私车族,就会多一个抱怨通胀的人。

  而私家车的快速增加肯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导致“生活方式变贵”的唯一因素就是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在发展是导致生活方式变贵的根本原因,中国人“生活方式变贵”关键还是中国发展太快了,大家看看美国和日本,这些经济衰退的国家整天为“不通胀”发愁,恨不得经济能够通胀,但无论怎么印钞,股市都翻番了,经济还是不通胀,关键是经济没有发展。

  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可能会认为高薪的人比低薪的人生活更容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不同人群生活方式的差异化不大,几乎就是吃和穿,玩的很少,也不开车,也不出国旅游,更没太多复杂的社会交际。而现代社会不同了,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可以差异极大,几十元可以生活一天,几百元,几千元也可以生活一天,这就导致了高薪的人的生活痛苦感也不低,因为他的薪资也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低薪族挤公交,身体累点,但省钱,高薪资开私家车,身体舒服了,但总心疼油费支出。

  在网络经常有人晒自己的生活成本,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在网上晒生活成本的几乎见不到月薪在一万元以下的,而他们抱怨最大的就是房贷和汽车的油费,客观的说,在13亿人的中国,月薪过万的人不过几百万人而已,如果这些人都感觉生活困难的话,那些挣几千元的怎么办呢?因此很多网友都骂他们矫情,也许这些人却有矫情的一面,但他们的“痛苦感”却是真实的,这是传统的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只能从生存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得到解释:这些高薪的人享受着“更贵的生活方式”,因此痛苦感也不低。

  总之,“产品变贵”和“生活方式变贵”是两码事, “生存经济学”来分析,当下确实处于一个“生存方式不断变贵”的时代,这也就是当下国人“通胀感”,“痛苦感”的真正原因,而解决办法绝不是放弃发展,而是要想方设法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这才是对症下药,具体来说就是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反复提及的“低生存成本社会”。

  “低生存成本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福利社会。传统福利社会强调的是保障和补助,而新福利社会则主张降低生存必须品的价格,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低物价”,当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实行低价,而只是对生存必须品。

  生存经济学将商品分为三类,分别是生存必须型产品,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低生存成本社会就是利用税收等方法努力降低生存必须品的价格,而因此造成的财政损失则通过提高享受型商品和奢侈型商品的税收来弥补。 而低生存成本社会通过税收等手段,直接作用于整个市场的价格体系,让价格来发挥作用,让市场自动完成,属于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构建“低生存成本”社会的具体做法

  首先,我们可以完善消费税征收制度,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进行征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只做两件事,那就是征税和用税,不同性质的政府,或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征税和用税的方式不同,同样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对税收也有要求。

  现在中国和世界都一样,对大部分商品都征税相同的税率,而不对商品的性质进行区分,这是不科学的,低生存成本社会的改进就是按商品的性质进行区别征税,而这种区别主要就是根据对人们的有用程度。

  我们将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消费层次,在制定税收制度时,将这三种消费形式进行产异化定税,对于奢侈品征收极高的税,对于享受型产品征收比较高的税,而对于生存性产品免税;并用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的税收,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

  现在,中国除了对烟酒等商品征收消费税外,对税收的划分还不够细致,也没有按消费层次进行征税的概念。现阶段,尽管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生存型消费仍然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但如果从全社会来考察,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生存型消费所占的比重,因此用这两方面的税收来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税收的区别征收并不一定非要放到消费环节,也可以从生存、流通、消费三个环节进行。比如食品是生存必需品,那么我们可以从粮食、蔬菜的生产、流通、加工、销售等多环节进行免税,以达到降低食品价格的目的。比如对农药、化肥免税、对粮食、蔬菜的流通销售免税、对符合一个条件的餐饮店免税,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吃”方面的成本降到最低,至少可以达到现在水平的一半,如果能这样民众就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吃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

  因为单从一个环节进行征收很容易遇到商品消费层次界定难的问题。总之在把握原则的情况下,应该以有利于界定的方式进行征收,并且这种征收也并不一定要从产品出发,也可以从产品生产配套的角度进行,比如为了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对农药、化肥等农业生存资料实行税收减免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降低也可以带来农产品的价格的降低。

   2、合理布局工作区及居住生活区,让所有人可以就近满足居住需求。

   中国生活,交通出行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在进行中国规划时,如果可以让民众都居住在自己的工作场所附近,则可以大大节省这笔开支。比如很多工厂都拥有自己的员工宿舍,这样就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工作场所,就节省了上下班的交通开支,对于那些没有宿舍的单位,如果员工可以就近租到合适的住所也可以省掉交通费用,这就需要政府合理布局工商业区域和生活区域,以达到为社会节省资源的目的。

  现在的住房制度实际与这一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现在中国一线大中国,市中心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而民众往往置业在郊区,而工作在市区,居住在郊区无疑加大了交通成本,其实这也是政府规划不合理所致,如果市区多发展房地产,让工商业也向郊区扩散,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美国人,大部分人上下班开车都需要一个小时,这对社会资源是简直就是极大的浪费。在中国这种情况也已经非常明显,像“北上广深”等一线中国,中国的核心地带不应该再建设任何的商业写字楼,而应该建设住宅楼。

  3、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及生活模式

  同种商品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价格会有很大的差异,街边店要比流动商贩要贵,而那些拥有中央空调的大型室内商场里的商品则要比街铺更贵,在超市中购买水果蔬菜一般都比农贸市场贵一半,适当保留像农贸市场这样的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并且允许露天流动商贩的存在,也可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廉价生活模式的存在也可以降低生存成本,比较很多中国禁止电动车上路,这无疑加大了那些原本依靠电动车上下班的民众的生存成本,而这些人本身就属于中低收入人群。

  4、建立统一的专门的生存保障型产品供销体系及相应制度

  建立生存必需品目录,为进入目录的商品则建立独立的生产及销售体系,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成本,从而最终降低销售价格,比如可以由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建立销售场所,实行政府招投标体制, 统一进行批量采购,如果这套体系建立起来,则生存必需品的价格降低20%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5、控制好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的存在也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原因之一,在某些地域甚至是头号因素。级差地租的出现是市场因素,但级差地租的高低政府是可以引导的,比如政府合理布局国家的经济增长极,不要让全国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中国,将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经济增长极地区。在大中国内,严格控制中国密度,将人口均匀分布在各个地区,在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谓黄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从而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大中国的生产成本。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都有着很强的“地王带动”效应,中国各中国应该实行“掐尖”政策,对地王所在的地带进行清理,不允许过度建设,尖端部分控制好了,其他地方就炒不起来,这样带动效应就会弱很多,对控制整体房价会非常的明显,而现在政府并没有这样做。

   以上几条如果都可以做到,那么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降低30%以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新福利社会”的优势

  以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为核心的“新福利社会”与“传统福利社会”比较,具有四大优势,首先,传统福利社会是行政化的,主要以公民的收入水平为考量,然后再根据收入的不同,进行行政性的分配,这需要大量的人来操作。效率低,黑幕多,公平难保证,中国的保障房之所以广受质疑道路就在这里,而新福利社会是市场化的,不干预市场,而且主要靠市场的力量完成。

  其次传统福利社会存在一定的社会伦理缺陷,容易遭到富人的反对,而新福利社会根本不用参考公民的收入水平,不直接针对任何社会阶层,只根据商品的消费性质进行调节,因此对所有公民都是公平的,可以避免社会伦理问题,不会激起富人的反对,这也是新福利社会第二个优点。

  新福利社会还有第三个优点就是更着眼于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福利社会越来越难以维持,因为社会越发展,人类需要购买的商品越多,福利保障越来越五花八门,而且即使这样,也不可能面面兼顾。政府也越来越疲于应付。而新福利社会则不存在这些问题,而随着社会发展,新福利社会会越来越容易实行,因为社会越发展,生存必须品所占的比重越低,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所占的比重越高,所以调节起来越来越容易,而且调节成本会越来越低。

  新福利社会还有第四个优点,那就是公众受益更多,更直接,更细微,传统的福利社会,虽然称为“福利社会”,但主要存在于“生老病教”几个大方面,而对“衣食住行用”等直接关系生存的问题几乎没有照顾,而新福利社会完全相反,新福利社会主要是从“衣食住行用”等公民生活的细微之处,来降低生存成本,因此民众可以时刻受益。比如如果我们将粮食加工和流通环节,以及小规模餐饮企业的税收全部免掉,那人们以后在外面吃饭,价格就可以降低一半,如果我们将一定标准之内的非豪华住房的有关的税费全部免掉,房地产价格就可以降低一半,所以新福利社会的好处都是实实在在的,是所有人,大部分时刻都能享受到的,因此也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人类从前资本主义时代,走向“世界模式1.0”时代实现的是从“奴役社会”向“自由社会”的转变,而人类从“世界模式1.0”时代走向“世界模式2.0”时代是实现的是从“风险社会”向“保障社会”的转变,而“世界模式2.0”时代向“世界模式3.0”时代,则是实现从“昂贵社会”向“便宜社会”的转变。

  危机是一种世界模式进入“过去时”的标志,也是另一种世界模式即将成为“将来时”的先兆。人类发展到现在,模式更新已经是必然,我们相信市场,但又不能容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我们渴望福利社会,却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务负担,而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创新发展模式。同时大危机也就需要大变革。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新福利社会形态,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应该可以成为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出路所在,也是各中国管理者们,构建幸福中国的重要参考。

    作者简介:高连奎,高连奎,和讯专栏作者,知名经济学家,中国睿库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中国专家学者协会理事,著作有《中国大形势》、《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等,最新著作为《世界如此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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