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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首要任务是给民企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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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10日07:08 来源:和讯网  作者: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资料图)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资料图)

  作者简介:孙立坚,和讯专栏作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出生于上海,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2011年国家哲学社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客座教授、日本中央大学中国金融讲座教授,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本文内容为作者应和讯网专栏之邀,独家授权和讯网发布。和讯网邀请各界名家开设专栏,为读者提供趣闻博见。敬请读者关注更新。点击进入孙立坚专栏

  一个月内二次降息释放了央行稳增长的强烈意愿,至于它是否见效关键取决于市场活力是否能够得到明显的复苏。否则再怎么加大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也会因为渠道有限,过度投资而产生未来严重的后遗症。所以,今天首要任务就是给民企减税,降低其物流等经营成本,发挥其比较优势,而不能盲目促其调结构。因为目前看上去消费和服务占比在提高,很容易乐观地判断这是结构调整的效果(分子变大的解释),事实上它是增长放慢(分母变小)造成的后果!为此,我们要非常重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有效地将货币政策带来的融资成本降低的有利条件转化为打造市场经济活力的重要推力!这里我们提出七种金融制度创新方式供大家参考:

  (一)企业家金融。发挥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高等教育、研发环境、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等各种知识型要素较为集中的比较优势,把过去控制要素投入成本的盈利模式尽快转变为发挥要素创新能力的价值创造方式,大力培育像美国硅谷那样的“企业家金融”的发展模式,即这类由天使基金和公共基金主打的金融服务,享受政府优惠的税收待遇并同时受到投资方式的严格监管,促使他们靠不断增长的企业实际利润来作为自己发展的收益来源,而不是靠“推动”企业未来“利润潜在增长的预期”,来谋求自己在退市过程中的高额资本利得。显然,对于后者(若监管不到位),宽松货币政策反而更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投机行为。今天中国的创业板,在这方面就有很多教训值得反思。

  (二)关系型金融。效仿德国银行业的普遍做法,即依靠专业化、差异化的银行资金扶持和量体裁衣的投资管理计划,使得银企关系十分稳定,避免了同质化的盈利模式和银行之间恶性竞争。通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资本回到实体经济的舞台上。

  (三)供应链金融。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要为汇集而来的银行家创造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努力塑造像日韩银行业那样的“供应链金融”,即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产业链和利益链通过激励机制和产业组织的设计将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由大企业为小企业做融资的抵押担保的格局,这样就会大大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偏高的问题。

  (四)消费者金融。充分利用上海、深圳等大都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集聚一身的明显优势,在确保让优质上市企业稳定主板市场价值以及完善和规范各种激励与风险防范的制度基础上,营造一批富有责任感的真正“为民理财”专业化金融机构,开拓符合中国现在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理财目的为主的“消费者金融”的服务模式和风险管理模式,从而让日益稳定增长的“财富效应”来推动中国内地市场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同时,也要兼顾在上海较为集中的高端收入群体改善生活质量目的的财富管理需求,为此,尤其要依靠金融创新来支撑这种“差异化、个性化”的高端服务。

  (五)全球化金融。掌握“先行先试”的主动权,利用上述“企业家金融”平台、“关系型金融”环境和“消费者金融”模式所提出的多元化市场和金融服务的高要求,来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尤其要促进以四个中心建设为代表的“要素服务型行业”在上海的集聚,行政服务效率的提高和对异地而来的金融人才的人文关怀将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另外,上海和中央的金融政策协调、信息沟通也是打造国家“金融安全”所需要的、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的“全球化金融”模式的必要条件。当然,各国之间、全球各大市场之间、国际货币所在的主要区域之间的金融开放与合作模式也至关重要,所以,我们要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形式,努力打造人民币在海外越来越宽广的安全流通与结算网络。

  (六)政府金融。在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提供的得天独厚的“企业家金融”平台和“消费者金融”的市场环境以及“全球化金融”的运作体系中,探索管理外汇储备和社保资金等公共财富资金进入海内外市场的“政府金融”运营模式,提高诸如“主权财富基金、社会养老基金等”的资本运作绩效水平。同时,还要结合未来“藏汇于民、公私合作”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来优化“政府金融”运作效率的管理方式,从而分担社会大众的后顾之忧,释放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压力,确保中国经济依然能够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势头。当然,政府投融资不能越位是保证“政府金融”健康有序、高效运作的前提。

  (七)国家金融。充分利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北京、上海等较为集中的现象,主动与国家相关部委提出“以上述国家资源为主导,以市场运营机制为基础,以民间资本和海外先进技术为补充” 这样一种“政企紧密合作”的“国家金融”发展模式(一种和国家产业政策相结合的、有益的“信用配给”模式)——即使银行的收益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受到政策保护的息差收益,但是其核心任务就是大力扶持中国“资本密集型”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全力打造“中国标准”支撑下的国企和国有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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