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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越南何以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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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2月10日08:32 来源:和讯网 

长江商学院原高级研究员 罗天昊(资料图)
长江商学院原高级研究员 罗天昊(资料图)

      本文章内容为作者应和讯网专栏之邀,独家授权和讯网发布。和讯网邀请各界名家开设专栏,为读者提供趣闻博见。敬请读者关注更新。(点击进入罗天昊官方博客

  新年,思亲人,怀故人。在春节前夕,中国掀起一股纪念邓公南巡20周年的风潮。个中意义深远。

  20年前,邓公南巡,为当时陷入困境中的改革摇旗呐喊。最近几年,中国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由此社会各方,均呼喊改革需要新的动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最近几年,越南国势蒸蒸日上,其奥秘何在?

  东亚崛起,群龙竞舞。以升龙为国都的越南,同为龙图腾之国,其现代化,亦与中国基本同步。目前,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在其中,中国,印度,越南的崛起,日益引人注目。龙象之争,世所关注,但是,越南的崛起,却有意无意被国内所忽略。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谓青出于蓝。

  在政治领域,2002年,国会即可质询中央政治局等核心机构,2006年,越南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实现了直选,国会甚至可以否决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又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干部均需公开个人财产。

  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运作。

  在经济领域,越南亦成绩斐然。越南在革新之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00美元,目前则突破1000美元大关。革新以来,越南综合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亦仅次于中国。2005年,和越南更被联合国 “人类发展报告”,盛赞为 “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藏富于民。

  越南改革,何以后发先至?

  领袖“早死”国家之幸

  打破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在革命国家,由于革命领袖的巨大贡献,由此享有崇高的威望,由此从革命领袖,晋升为和平时代的全民领袖。

  但是,由于领袖的威望由革命派生,由此,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无法完成自身角色换转的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亦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直到传统革命领袖自然老去,第二代领袖才有力量启动国家现代化的计划,这种案例,在很多革命国家屡见不鲜。

  但是,越南是一个幸运的国家。

  其革命领袖与建设领袖,完成了顺利的过渡。

  在越南,胡志明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为越南全国所折服,为全国唯一具有最高权威的全民领袖。

  而在1969年,胡志明即去世,在其去世之前,已经领导越南完成了独立,并且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唯有抗击美国、统一南北越南之重任完成到一半。

  此时,无论谁继任,都只是完成越南现代化历程的六分之一事业,远远无法与胡志明相比,由此,胡志明故后,越南已经没有绝对权威,强势如黎笋,亦无法制衡党内各种势力,为越南政治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

  胡志明之后的继任者黎笋奉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在国内推行极端政策,并且启动中越战争。尽管如此,黎笋当政十年间,中间派和改革派,均存留相当的实力,并未如其它国家一样,被残酷清洗一空。

  黎笋1986年去世后,继任的温和派长征,即利用其体制内程序,解放了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改革派领袖阮文灵,正是阮文灵的上台,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

  革命领袖早逝,造成的派系与力量平衡,使越南的改革力量生生不息,生存空间巨大。阮文灵虽然因为改革触动官僚阶层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态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完成一派独大,越南国内亦从来无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内斗。

  自胡志明始,越南总共经历过8位总书记,其中,黎笋和农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5年左右,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势力。

  在九大以后,越南更是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格局,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形成分权模式。而在人员构成上,越南形成了南方与北方派系,技术派与意识形态派系的平衡。

  缺少强势领袖,使越南幸运地加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整个国家和社会,逐步走向开放、博大与恢弘的气度。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理论,主张容纳多种所有制;1991年“七大”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的“胡志明思想”;2006年“十大”修改党章,明确提出“两个先锋队”概念,即越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同时,连总书记竟然都进行了差额竞选。 

  越南的改革,由此风潮千里。

  领袖不幸国家幸,领袖强势国家灾,这种领袖悖论,在后发独立国家中普遍存在。 

  革命领袖的权威,如果不能及早马放南山,则权力的剑刃,必然伤及民族国家。鼓丘吉尔虽领导英国人赢得二战,戴高乐带领法国人获得新生,但是他们却平静接受自己被民众赶下台。让领袖完成英雄自我消亡,而非纵容领袖以权力的剑刃戕害国家。这样的民族,方富有理性和血性。

  领袖的早死,无意中去掉了越南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升龙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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