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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下一个吴英或许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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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2月07日14:55 来源:和讯网 

  具体到当下中国语境,这一问题更值得深思。姑且不论信用发达的江浙地区民间金融燎原之势,且看当下畸形的宏观金融环境:一方面法定利率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存贷利差丰厚,三十年来利率之低令人咋舌。加上缺乏社会保障与理财工具,中国人又不得不选择大量储蓄,导致银行业利润高到“不好意说”;另一方面,继信贷井喷之后,监管方又通过刚性的存款准备金约束信贷,使得本来就僧多粥少的民企更难进入常规金融系统,转而投向民间借贷,高利贷狂潮遂应运而生。阿里巴巴去年一份《小企业经营与融资困境调研报告》显示,温州等地超过50%的小型企业通过民间借贷完成融资,能从银行贷到款的公司只有15%,金额在100万元以下的贷款基本成为盲区。

  简单而言之,稀缺的信贷,被不合理的利率进行低效率的分配,实质造就了另一种“双轨制”:体制内企业往往享受低廉资金,大肆投资,而体制外企业望洋兴叹之余,只能转投他处。吴英们的成长部分肇因于此,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淘尽多少豪杰。

  回首中国三十年余年改革之路,底层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从小岗村到年广久,皆为草莽之中一时英豪。每每关键时刻,上层如能体察民意而顺势而为,则可促成了不少改革佳话。八十年代,靠傻子瓜子起家的年广久因经济问题而以“流氓罪”下狱,邓小平发话“不能动”,因为“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流氓罪”今天看来可谓笑谈,却直到1997年才废除,不少人为此付出不菲代价。在经济领域,同样的案例还有“投机倒把罪”,直到2011年才废除,诸多今天看来顺应市场基本逻辑的行为被这条罪名统统打倒,据说当年即使任志强也在这条罪名上栽过跟头。进一步看,投机倒把罪虽然从字面上删除,但是其烙印仍旧停留在不少法律监管条文和官员思维之中,针对民间金融最为常见的指控,譬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几乎可以视为金融领域的另一个“投资倒把罪”。

  在一个多重转型而发展迅速的国家,法治尚不健全,灰色地带比比皆是。如果以严苛而滞后的法律条文来约束民众,很可能使得人人都陷于违法的境地,如果加上有选择性执行中的涉租寻租,难免有恶法之嫌。以温州为例,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去年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市场。反思吴英案的制度环境,关乎一个年轻的生命,也关乎民间金融的正名与社会转型的推进,这与每个人都直接相关。

  身处变革时代,人人皆是大历史中小人物,亦有可能成为向善推动力。回首自己的几次起伏,年广久曾总结“人的命运靠政策,有政策,我的命运还是好的”,吴英能够有这样的幸运么?吴英是否有罪、罪名如何认定自有公论,但经济领域的去死刑化却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一个不很恰当的对比,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案制造者麦道夫,其诈骗可谓彻头彻尾是“庞氏骗局”,金额超过600亿美元,波及无数家庭,摧毁市场几多信仰,其判处也只是150年监禁。

  一位俄国作家曾经说过,因为杀人而处死人是比罪行本身重得多的惩罚。吴英并未杀人,却面临灭顶之灾,而对她施以极刑是否符合人道主义?如果滋生高利贷的制度环境仍旧存在,民间金融正名仍旧遥遥无期,相信吴英之死并不是开始,甚至不是终结,下一个吴英或许并不遥远。(FT中文网)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Jin.xu@ftchinese.com

  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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