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依法管理不必等新闻立法

2008年11月07日07:58  来源:

  《人民日报》11月3日发表署名华清的评论《科学、依法、有效管理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在新的背景下重申了多年来一些人的呼吁。作者的立意和基本观点我基本赞成:的确,这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信息,才能稳定人心、掌握主动,不断提高政府和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就加强新闻管理而言,就是要实现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但是,我认为能否做到这样,与是否有关于新闻领域的单行法,并无多大关系。

  关于新闻立法我同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今年7月3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对“为何中国没有《新闻法》”做的解释:世界上多数国家也没有《新闻法》;美国就没有《新闻法》,他们认为出台《新闻法》就是对某一方面新闻自由的干涉,所以不允许出台《新闻法》。他说,新闻立法的难度是很大的,角度很难选,目前我国要求新闻立法的情况有三种:有人呼吁新闻立法是限制新闻工作者的自由,他不愿意让你曝光、采访、监督,他希望有这个法律把新闻工作者管住,这显然不恰当;有一种立法的呼吁是保障公民的新闻自由,这是我们宪法上已经保障了的,不需要再用法律去规定;有一种要求新闻立法的是呼吁保障当事人利益的,特别是在新闻事件中受到冲击、受到影响的这一类人员,这也是强调由《新闻法》管管新闻单位,这又不利于我们加强舆论监督。而且,当今时代,网络、手机报等新兴媒体异军突起,使新闻传播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即时化、多样化、便捷化,未知领域远远大于已知的领域,你还没有规律性的认识,过一段时期再来谈论这个问题,会更合适一点。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既定目标之一;依法治国当然包括依法管理新闻领域,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关于依法治国有三个问题要厘清。第一,法治的实现并不依靠一摞摞的成文法条,重要的是切实贯彻基本的宪法原则。英国甚至连系统性的成文宪法也没有,只有历代累积的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1295年的《无承诺不课税法》、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等数个宪法性文件、判例和国会议事惯例,你能说人家不是法治国家吗?我国的宪法已有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条款,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里也有明确的关于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内容,不妨先做好落实工作吧。

  第二,要搞清楚依法治国的含义有两种。一种是法家代表韩非子的,他讲的“法、术、势”、治国二柄在“刑(惩戒)、德(恩赏)”,都是君主对付臣民的,即独裁者和警察国家的思路;另一种是现代法治观念,将公权力限制在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必要范围,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赔偿法》(以前被人谑称为“国家不赔偿法”)最近的修改就是按后一种思路进行的,废除了被侵权者申请赔偿必须侵权机关“确认”的与虎谋皮程序。而按现代法治原理,柳斌杰所说的第一种人对新闻立法的指望是陈腐的法家观念,应该让他们落空。我们需要的是温家宝多次讲到的,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这才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方面。

  第三,不要诿过立法,动不动就怪无法可依,就呼吁立法,先问现在的法律资源你用足了用好了吗?如果立的法是明规则,行的是潜规则,这种“立法”除了败坏法治的信念又有什么作用?

  比如,200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了公开是常态,将政府新闻发布的范围和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界限作了明确的法律界定。可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却因循旧例,用“内部规定”抵制信息公开、封杀媒体报道。近例如10月30日出版的《瞭望东方周刊》所披露的《南京PX项目深陷民意困局》,这么大一个关于市民生活环境的重化工程的信息居然搞“管控”,这种掩耳盗铃的颟顸令人吃惊,尤其是在信息公开条例颁行和厦门PX事件之后。信息管控的潜规则违反依法管理信息的原则,往往是腐败现象的保护伞。山西干河煤矿的“封口费”丑闻,发生的根子就在对新闻监督的内部管控———道理很简单,以中国媒体之多、记者之多,没有管控,任何企业和单位都不可能通过收买达到封口的效果。事实上,曝光“封口费”的记者戴骁军说他揭露此事时,“网站迫于上面压力删帖”,他就不断地发帖,“让他们删到手软也删不及”。

  与腐败个案、事故个案不同,关系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定的重大突发事件包括疫情信息是需要管制的,由权威部门及时、准确、客观、统一地发布有关新闻信息。为此,我们2007年出台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就要求在规约媒体和公民的同时,对于迟报、漏报、谎报、瞒报要追究相关责任;否则,官方信息就无法与传闻、流言与谣言争夺群众。11月3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关于《“蛆橘”传言流变调查》说,“就疫情为何在发现一个月后才公开的问题,(该刊)记者曾多次要求采访农业部、四川省农业厅,但对方均表示拒绝,同时也拒绝提供近期柑橘销售的任何官方数据。”你看,媒体给他们向公众解释的机会,他们并不在乎,还在搞“沉默是金”,却热衷于请公安部门查处短信“谣言”的制造者!真不知他们的底气何来?

  总之,我相信,只要不搞权大于法,现有的法律对于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已基本够用。如果实行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现代法治原则,只要不泄露国家机密和企业的商业秘密,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不捏造事实诬蔑和诽谤……尽可以报道真相、发表意见,否则“公堂上见”,那么,还要单立什么新闻法来为我们的表达权监督权护驾呢?

  新闻舆论监督现在被寄托了太多太重的期望,连半文盲的老农民都知道找媒体曝光是最有效的,把记者当成“讨说法”的“青天”,这很不正常,太不正常。(作者系杂文家)

【作者:鄢烈山 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贾浩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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