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王元化先生

　　5月9日，王元化先生离开了他一直热爱和思考的这个世界，离我们而去。

　　我初识先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一复旦友人带我去他淮海路的寓所见他。我向来对结识名人没有很大兴趣，只是碍于友人的好意而勉强成行。结果在整个过程中我实际只是一个陪客，主要是元化先生与该友人在交谈，我和他或者他和我说过什么完全记不得了，很可能只是初见面者会说的一些客套和寒暄吧。元化先生显然把我们的这次初识完全忘了，后来从未提起。

　　90年代中期以后，我与元化先生的往来渐多。交往愈多，愈是被他的道德文章折服，不由得庆幸自己能在这个平庸的时代，认识这样一位不平凡的思者。他的嶙峋风骨和独立思想，使他不可能被庸众追捧，但他的自由精神与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必将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启蒙之真精神

　　在我的心目中，元化先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的确，他的家世、经历、天赋、才情、学问、治学方法乃至个性，都有不同寻常处，但对于当代中国思想史来说，这些不同寻常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他的不同寻常在于，他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

　　王元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甚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说法，都会被意识形态化。一个人的成败毁誉，往往取决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众不同者默默向隅，暴得大名者引领潮流，成了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常见现象。人们有意无意依附某种意识形态，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和道德优越，全然忘了真理是需要通过艰苦的探索和批判，尤其是对自己种种成见的怀疑和无情批判得来，以至于批判和真理成了我们时代非常罕见的现象。元化先生却与时流迥异。

　　元化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思想写作。虽然他是从文艺理论入手，但却并非纯粹为了理论或学术，而是为了“激起读者的思想，引起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头脑中出现许多从未想过的问题，并渴望去解决它们”。这绝非一般文艺理论家的追求，而是一个思想家的追求。元化先生和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对启蒙情有独钟。早在1938年就写过《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80年代末又重新提倡新启蒙。

　　在现代中国，提倡启蒙者不绝如缕，但大都是以先觉觉后觉的姿态，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将自己盲目认同的意识形态作为绝对真理教条地向人宣示。“启蒙”一词来自西方，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和殿军康德对它有一个经典的定义，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王元化是提倡启蒙者中不多的几个真懂启蒙精神者。在《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中，他指出：“新启蒙运动所以提出理性的口号，实是它必须抑制无谓的感情冲动，反对任何笼统的幻想。”半个世纪后，在他主编的《新启蒙》第一辑的编后语中，他又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他未必读过康德论启蒙的文章，但却得启蒙精神的真传。

　　这与德国古典哲学对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他在晚年写的《自述》中说：“我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我很大的影响。”启蒙实际不是向别人灌输自以为是的教条或偏见，而恰恰是无情地反思自己思想的种种偏见与盲点。元化先生就是如此，他不仅毕生工作贯穿了这种批判精神，尤其在晚年自觉地“以它去清理由惰性和习惯所形成的偏见和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