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弱的民族性

　　促成6000册日文图书落户清华的刘晓峰，在日本学习生活了10年。最近几年，他在清华大学开设日本民族性的课程，探讨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解读中日两个民族的不同。刘晓峰认为，欺负弱者是日本的民族性的表现，而中日两个民族的不同可以从青少年如何对待被欺负的方式上看出来：中国孩子受了欺负告老师，而日本孩子宁可忍受欺负也不会找老师。

　　2006年底，日本出现了一系列中小学生自杀事件。2006年11月初，文部科学大臣伊吹文明收到一封匿名自杀预告信。由于无法找到写信的中学生，伊吹文明决定发表电视讲话，劝说这名中学生放弃轻生之念。然而10天内，又有17封信陆续寄到文部科学省。这些自杀预告书的共同内容是校园暴力、同学欺负、老师漠视、不堪忍受、一死了之。这期间，6名10余岁的学生自杀身亡，既有因为被嘲笑矮小而跳楼的12岁女生，也有被勒索2万日元而上吊的14岁男生。曾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美国广播公司（ABC）驻亚洲首席记者Mark Litke就这一事件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日本的剧痛——受欺负的孩子自杀》。文章指出，欺负弱小是日本的现实，在校园中造成的祸患历史悠久。强迫学生服从集体的压力更是享有盛名，而自杀在日本人心目中是解决纠纷的荣耀之举。

　　日本青少年受欺负，为什么不找老师和家长寻求解决办法？老师和家长明知孩子受罪为什么不干涉？刘晓峰的解读是日本人的集体意识。日本人最怕的，是被集体抛弃。一旦被抛弃，生不如死。刘晓峰认为，欺负弱者和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性的体现。“这是一种行为规范，欺负人的有高人一等的观念，被欺负的仍然被承认为集体的一员。这个关系能从小一直维持到走向社会。成年以后，受欺负的即使取得了成就，在新的集体中不再受欺负了，一旦回到老集体，该受欺负还是受欺负，他还觉得挺幸福。这里潜藏了一种日本社会结构的组织原则和思维定式，一种等级意识。比如日语就有浓厚的等级意识，对上、对下、对平辈的话，同一个意思说法全不一样。”

　　凌弱的民族性还可以从传统体育中找到注解。相扑在日本被尊为“国技”，文献可查的历史就有1300多年，民俗中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相扑手的培养方式特征鲜明：封闭、残酷、等级森严而自成一体。培养相扑手的“部屋”，由“亲方”（师父）负责，一般由退休的著名力士担任，对相扑协会负责。师父每年从全国小学生中选招学员，被选中的学员入住部屋，与师父和其他学员同吃同住，接受集体训练，所有费用由部屋负担。

　　去年6月份，17岁的少年相扑选手斉藤俊被师父和3个同伴殴打致死。如果没有媒体介入，斉藤俊就是自然死亡。相扑运动员的训练十分残酷，被块头更大的老队员摔打，是新手训练的必修课。斉藤俊死后，时津风部屋的师父山本順一最初解释说，他在这一必修训练中倒下。尽管尸体遍体鳞伤，但是爱知县警方未经解剖就断定死因是心脏病。日本相扑协会立刻认可自然死亡之说，山本順一随即向家属许诺赔偿，条件是立即火化。当孩子的父亲看到尸体上的伤口、淤血和烫伤后，请求新泻大学的医生解剖鉴定，发现儿子是被殴打导致休克后心脏停止跳动。9月底，斉藤俊的父亲向传媒哭诉，要求日本相扑协会停止掩盖真相。日本警方重新调查，实际情况是，斉藤俊死的前一天晚上，师父山本順一用啤酒瓶子连续击打他的前额，并命令3个同伴殴打他。山本对警方说：“他对是否继续相扑事业态度模糊，我火冒三丈，于是揍他。” 那3个同伴说，部屋中师父控制一切，对师傅的命令根本不敢还嘴。第二天早上，同伴不但再对斉藤俊拳打脚踢，而且动用了金属棒球棍，而山本师父就在一边看着。

　　由于相扑是日本文化的产物，丑闻发生后，全世界舆论将少年相扑手的死和日本文化联系起来。《日本时报》去年10月18日刊载文章《谁杀死了斉藤俊？》，作者称：“长久以来，日本文化植根于对长辈的服从和对高等级的忠诚，这种文化必须承担对死因的部分咒骂。”根据《华盛顿邮报》3月10日的报道，日本相扑协会给所属53个部屋发放了调查问卷，发现90%以上的相扑馆在训练中使用棒球棍或类似器物。1/3的部屋承认，训练中有欺凌弱小和暴力虐待现象。这篇报道援引日本法政大学教育学教授尾木直树的评论，指出商界和教育界同样存在虐待现象，尽管心理暴力多于肢体虐待：“这种事情全国都有，比如学校和工作场所，可能是我们日本文化的特点。”尾木直树指出，二战前军队对社会产生了无孔不入的影响，相扑部屋里的虐待行为是军队内部暴力现象在当代的回音。“迄今为止，日本社会尚没有以民主的方式审视这种行为。”

　　上位与下位

　　青少年自杀和相扑部屋暴力事件，呈现出日本民族性的基本特点。了解日本社会和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有助于中国把握这个强大近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副研究员廉德瑰，曾经阐述日本民族性与日本战略文化的关系。他以日本人推崇的“和”为切入口指出，“和”不一定是平等的，但却是有序的。

　　“和”赋予强者以权威并助长了“欺负弱者”的现象，它不同于中国以家族或血缘为纽带的传统文化，是集体中等级的和谐。等级观念派生出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另一个基本特征，位置意识。“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傲慢、欺压和控制，当然不排除呵护、提拔与照顾；“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谦虚、服从和顺从。如果位置意识发生改变，也会出现“下克上”与桀骜不驯的情况。廉德瑰认为，日本人总是不断地判断着位置的变化，以便迅速调整自己的角色。一旦他们发现自己与对方的位置关系发生了变化，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上位者或者逆来顺受地成为下位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总是“与强者结盟”。一个世纪以来，从“日英同盟”到“德意日轴心”，再到战后的“日美同盟”，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在二战前被某些日本人称为“畜生”，但战后一夜之间“畜生”变成了“盟友”。心态调整之迅速且顺利，让其他民族瞠目结舌，但在日本人那里，一切顺理成章。

　　那么，推动中日关系向良性发展的力量何在呢？根本答案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