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后，民众和政府经历了一次全方位的震荡，在最短的时间里，从震区政府再到人民军队，迅速形成了一条比较完善的紧急反应链，将抢险救灾工作深入到一线。

　　与此同时，辅之以第三方（志愿者、慈善组织、媒体）的支持力量，尤其是政府赈灾体系与民间慈善的有效结合，将会激活更多的社会资源，让更多灾区同胞获得及时救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批社会精英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的身影，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捐款捐物，加入到民间慈善的行列中。

　　传播学中有一句名言：传播即文化，文化即传播。在慈善文化的传播中，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由于自身的影响力，理所应当成为中坚力量。以前，一提到慈善文化中的“名人效应”，我们的目光多集中在流行明星、企业家以及其他社会名流身上，他们因自身拥有的魅力、财富和偶像感召力，而在慈善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流行明星、企业家以及其他社会名流总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他们的言行也常常被号召成为公众效仿的榜样。同时，在中国，这些社会精英的价值取向往往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产生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影响，甚至在社会中产生自上而下的“梯级文化”影响。

　　汶川7.8级地震是举国瞩目的大事，来自社会各界的社会精英积极参与慈善活动，表露的正是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慈善事业的关注。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依次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之后，人的最高需求是自我实现，要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崇高感。现在，中国中坚阶层离这个阶段越来越近。他们也应当充分意识到：慈善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润滑剂之一，社会稳定才能给予所有人更好的未来预期，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财富，自己也才能从中获益。

　　何况，财富拥有者积极主动地加入各种慈善活动，尤其是重大灾难的慈善事业，是慈善人格化的初级阶段。在精英群体尚未普遍觉醒时，只能通过打造“精英中的偶像”来唤醒其他精英。从边际传播效应来看，人总是愿意先从与自己条件相若的同伴或者生活圈子开始学起，因为偶像的“榜样意义”可以通过外在模仿的形式达成。这不是法律的强制，而是道德的强制，道德强制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伦理力量以及人们的自觉维护来调整人们的行为。

　　因此，只有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自觉成为灾后慈善事业的主导者，才能将中国先富群体的道德付出与社会的高度期望相契合，以具有公共责任感的“精英先行示范榜”来提醒与引导那些行动迟缓的精英，该是对社会有所回报的时候了，最终形成民间慈善文化在精英群体中的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