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正清模式”争论的启示

　　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华东师大人文学院担任管理工作，耳濡目染了不少关于文史哲的新知识，体验了当时发生在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问题认知的潮流变化。

　　在当时我们所邀请的海外人文学术大家中，有一位给我留下了特别的记忆，那就是名噪一时的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科恩。这位富于挑战性的中国近代史问题专家，主张改变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学术研究主流。由于这一流派受美国的中国问题学术权威费正清等人的主导和影响，被称为是“费正清模式”，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即所谓的“撞击-反应模式”———像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在没有外力“撞击”的情况下，是没有能力实行自身的改革和进步的。在这种学术见解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专家和一批又一批的学术著作，形成了相当长时期内西方对于中国问题认知的思维定势。

　　但是，西方社会本身在历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学生运动等重大变迁之后，精神世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发生动摇，也对从西方观点出发的对于中国等东方问题的认知提出挑战。保罗·科恩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挑战者。他主张“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性的协作研究”，提倡从中国等东方社会的内部，按照这些社会自身的观点和逻辑来探索其历史发展的演进过程。科恩“以中国中心为取向”的中国历史研究观及相关著作，后来被命名为“中国中心观”结集出版，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和有识之士的广泛反响。

　　当然，国际学术界对于保罗·科恩的观点并非没有争论。有人认为，费正清本人也坚决反对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的国家，坚持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有人认为，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还必须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相互交叉的视角之下才能把握；保罗·科恩来访时也再三强调，他并不想反对自己的老师，而是要提倡一种新的历史观。然而，这一段学术争议留给我们更为重要的启示是,中国人该如何观察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社会对于中国问题认知的态势变化。

　　事实上，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一直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中。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西方殖民者所理解的中国人是大不相同的；启蒙时代曾经深深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官制度建立的中国科举文化和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在一些西方观察家作品中的描述也是大相径庭的。这样一种认知变迁，既是观察主体自身环境与内心发生的深刻变化使然，如“费正清传统”和“反费正清传统”之间的变化就和观察主体本身的变化密切相关；也是由于被观察对象自身的变化所引起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人上百年来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艰苦卓绝的创造探索，外部世界会认同一个古老民族完全依靠自身创造力获得的再生。

　　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也应该把国际社会的这种认知变化放到一个更长时段和更广领域中去观察。看一看，这样的一种认知变化究竟说明了什么，起到了怎样的效应，如何影响当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

　　学术思潮的变迁多少是和同时代政治精英阶层的思想面貌、政治决策密切相关的。正当上述有关中国认知的美国学术思潮暗流汹涌之时，也恰好是美国的政治精英与智囊人物对于中国的看法发生关键性变化的时刻。其中，亨利·基辛格是一个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重要角色。他所强调的、后来对于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战略思想，不光包含了“均势外交”原则，也反映了当年美国政治精英希望了解中国、合作中国的深层考量。还值得一提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多年来发表的关于国际战略的著作中，尽管有不少出于美国立场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表述，但是，关于中国，他一向强调的是，中国与其他超级大国不一样，并不是一个富于侵略性传统的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棋局》中，他就提出，美国一方面要掌控世界事务，同时要准备好在今后的15-20年中，准备与欧洲、中国等一些大国平起平坐。

　　如果说，政治智囊和精英们的思想仍然是西方对华战略的间接表现的话，更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在长时段中，西方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总是在有所矛盾与较量、又有所调整的基础上大幅度走向深化的。仅仅以上世纪90年代末、新世纪初和今天的中美关系相比，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当年在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美国一部分政治家中所表现出来的“寻找敌人”的急切意向，双边关系上是1999年的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而今天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提法是，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攸关者”。“利益攸关者”和“竞争者”、“挑战者”的提法同时登堂入室，不能不说是美国对华认知的一个深层次变化。

　　虽然，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有关中国问题认知的这种深层变化，人们还无法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但是，从费正清的“撞击-反应”模式到保罗·科恩的“中国中心观”，从“寻找敌人”到将“竞争者”身份与“利益攸关者”身份的并立，表明了外部世界对华认知正在出现的一种深层次的积极变化过程。这样的一种态势，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国人知晓和把握。

　　换言之，在中国突飞猛进的历史性进步正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之际，我们既需要观察大选中的一些政治家和素养尚待提高的国际媒体人士的表现，同时，也非常值得回顾上述这几十年来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认知的深层变化。其意义不仅在于要提高我们的信心，尤其将提醒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使得中国的进步和变化，为世界所理解；如何也使得这种进步和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一种共同的体验和骄傲。显然，这方面还有着大量的工作可做。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