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去年3月报道了河北一家棉织厂生产“毒毛巾”事件，被该企业告上法庭，理由是经相关部门检验，其毛巾虽然质量不合格，但并未含有报道所称的某种强致癌物质，要求央视道歉及赔偿。法院审理后，驳回了该企业的请求：第一，企业享有获得客观社会评价的权利，但法律亦保护媒体的正当舆论监督权利；第二，央视是基于部分毛巾生产企业使用对人体有害的染色剂，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这一社会现象所做的调查节目；第三，相关部门目前仍可证明其产品有质量问题；第四，毛巾安全问题涉及公众利益，作为生产毛巾的企业，针对媒体与公众对其产品质量及安全的苛责，应予以必要的容忍。

　　这个案子自然让人联想到著名的沙利文案。1960年3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起政治宣传广告，呼吁读者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广告中警察驱逐抗议学生的情景部分失实，蒙哥马利市政专员沙利文代表警察控告《纽约时报》，要求名誉赔偿。大法官布伦南提出了“实际恶意”原则，即对于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报道中的错误，控告者必须“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媒体明知故犯或严重失职，否则不能算是诽谤。最后，《纽约时报》胜诉。

　　沙利文案的第一要义是保护言论自由。布伦南法官指出：“错误的陈述也有‘呼吸的空间’，故也需要保护。如果仅是事实错误，并不得抑制言论自由。”其次，从媒体实践来看，记者不是科学家，既要及时传播信息，又要每一次细节都不出差错，几乎无法操作，等于扼杀了舆论监督。只有传播出来，才有试错的机会，才能最终发现真相。

　　作为传媒史上的里程碑判例，沙利文案确立了国际通行的新准则，推动了半个世纪来的新闻发展。它有两个要点，一是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二是实际恶意。这两点对于中国的媒体实践也同样重要。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消息源被严密控制，记者采访颇为不易，要求字字精确，等于禁止发声。尤其是近年来网络论坛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出现后，当公共事件发生时，民众出于恐慌心理和了解真相的需要，自行发布不实消息的情况增多，警方不问实际恶意和社会效果，动辄以“传播谣言”为名治罪，无疑妨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我对此权利的呼吁，被人歪曲为“造谣自由”，这也是我的再一次解释。

　　沙利文案准则并没有在中国法律中得以确立，但是经过一些法律专家的介绍和呼吁，近年来进入了法院判例。比如几年前球星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一案，此番“毒毛巾”案是又一个例子，而且判决书中的几点理由，清晰地围绕着上述两个要点展开论述。

　　必须指出的是，此案在网络中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肯定，相反遭到纷纷质疑。这是因为，央视作为国家级媒体，本身具有公权力性质。此案的核心，到底是媒体报道公共事件呢，还是公权力对决私权利？更重要的背景是，在更具有公权力和公共事件性质的诸多案例中，沙利文案准则没有得到丝毫体现。例如数日前发生的胶济铁路“4·28”惨案中，一位山东网友因为转贴不实消息（夸大死亡人数），就被当地警方拘留5日。

　　希望在更多的地方媒体报道中，在更多质疑公权力的声音中，不实消息乃至错误言论能享有呼吸空间，使媒体能有纠错机会，最终达致动态平衡。（作者长平，原刊于《南方周末》，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