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为了促进政府机关提高行政效率，陕西省汉中市政府集中制定出台10项工作制度。其中包括：在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重要会议会场增设“迟到席”，凡迟到的参会人员在“迟到席”就坐。（5月4日《华商报》）

　　以人格尊严与行政效能的博弈，来获取良性会风的形成，在政府效率低下、官员行政惰性成风的当下，这般逆“为尊者讳”传统的举动，的确“看起来很美”，值得赞赏。但这样的“迟到席”制度，却显然有点“小儿科”了，总会让人想起小学生违纪被罚抄作业，或者调皮被父母强令不准吃晚饭——恕我不敬。

　　中国是一个“面子社会”，国人天生有在乎外在形象展现的文化基因，用“扫面子”的“迟到席”举措，来起到敲山震虎般的行政威慑目的，可以预料必将衍生一定的效果——但这样的做法无疑打上了“人治”的烙印。应该承认，设立“迟到席”是为了最后达到整肃会纪、进而提高行政效能的目的正义。但公权力是有边界的，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必须被约束在法律的界限以内。任何法律和法律精神都没有授权政府可以设立羞辱性的“迟到席”。为迎合公众的官员道德期待和提高行政效率的现实需要，设立有违基本治理程序正义的“迟到席”——这只是一种行政权力的道德完美主义错误。

　　除了这重悖论，“迟到席”还存在着现实执行上的异化可能。比如迟到的“破窗效应”。一次未按时到会受罚，可能会让迟到者在“迟到席”上坐立难安。但一人多次迟到，或者一次多人迟到，渐消的羞耻之心或“法不治众”的幸灾乐祸心态，无疑会让“迟到席”的警示作用大大缩水。又比如，当迟到行为发生在某个位高权重的市领导身上，让其坐“迟到席”这样的举措又能否执行呢？如此看来，“迟到席”多半会止步于“纸上的惩罚”。

　　汉中市政府会议的迟到、缺席现象，何以严重到了需要祭出“迟到席”这般法器的程度，这也是一个绝对不能无视的问题所在。早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种泡会、陪会、虚会、玩会、吃会等“无用会”络绎不绝；开会就是念文件，一级接着一级念；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台下听得昏昏欲睡。泛滥成灾的“文山会海”，已经成为大部分行政工作人员的“精神负担”。会风不正，会议内容空洞，参会人员焉能不迟到、缺席？！这或许才是汉中市政府在设立“迟到席”外更应自省的东西。

　　没有正视问题的“迟到席”只是一种形式秀，在这张只具“观赏性”的形式画皮之下，隐藏着基本行政程序的缺失、政府治理的幼稚化、公共管理的迟钝。它虽然“看起来很美”，其实更让我们无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