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日军事同盟历经56个年头,实现了从两极对抗到后冷战时代的跨越。在此过程中，这一体制因时因势几经调整，特别是经历了冷战大幕下落之际短暂“漂流”后，于1996年4月进行了“再定义”，实现了“历史性回归”，并在新世纪来临前夕得以完善和强化。“9·11”事件后，美日军事同盟又进行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调整，表现出了一系列新特点、新动向。

　　以美日同盟为代表的当代军事同盟作为国际关系的鲜活内容，长期受到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的关注。透过国际关系理论的三维棱镜，美日军事同盟将呈现五彩斑斓的色彩。本文在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争的基础上，撷取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范式的的理论基点，结合现实主义对同盟微观特征的“经典论述”、新自由主义对同盟微观特征的“生动诠释”和建构主义对同盟微观特征的“完美建构”，以求全方位展现美日军事同盟体制的“全景全貌”。

　　一、同盟“再定义”的三维解析

　　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大国关系的深入调整以及主权国家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威胁的多元化赋予当代军事同盟以新职能，使其展现出一系列新内涵。同盟作为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宠儿”，作为与冲突对抗相伴随的传统事物，似乎与冷战后全球相互依存加深、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格格不入，但同盟调整与强化的客观事实迫使三大理论学派对同盟“历史性回归”现象做出充分合理的解释。

　　1、来自现实主义的解释

　　同盟“再定义”是国际政治“权力政治观”惯性作用的必然结果。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认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各个国家通过自助行为求得生存、获得利益，通过保持、扩大和显示权力规避无政府状态下的不利。不论是经典现实主义的“权力终极论”，还是新现实主义的“安全终极论”，结盟无疑是达到这一目标的现实有效途径。美日同盟的主导方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四份亚太安全战略报告中都强调要建立“以前沿存在为基石，以双边联盟为支柱，以多边安全机制为补充的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安全体系”。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东亚战略报告》将美日同盟定位为美国新时期亚太安全政策的关键和美国太平洋政策及全球战略的根本。毫无疑问，美国正是试图通过这一同盟，一方面扩大自身的权力，建立由其主导下的东亚安全秩序，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另一方面，防止日本与地区其他大国为抗衡美国而加强联合，抑制日本的“脱美倾向”，把将日本纳入自身战略轨道的“瓶盖论”付诸实践。冷战后，处于泡沫经济破灭中的日本则可以通过同盟弥补自身的脆弱、扩大自身的权力，更好的应对“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复活”等潜在大国的挑战，实现做一个“普通国家”的目标。

　　同盟“再定义”是国际体系决定的结果。传统均势理论指出，为了保持国际系统中力量的均衡分布，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处于绝对优势或控制全局的地位，往往是力量较弱的国家之间通过结为联盟以对抗某个强权国家。但现实情况为何却是美日的强强联合呢？根据结构现实主义，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自助系统内，国家间权力的分配决定了国际政治结构，国际政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以其超强的实力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它在军事政治世界和经济贸易世界都处于主导地位，令其他国家无法望其项背，单极时刻的到来使国家间权力的分配集中到美国这一极，美国的国家行为难以被制衡。国际体系中的其他一些单元力量由于利益驱使或成本效益的计算，缺乏制衡美国权力的物质能力和政治意愿从而选择了追随或规避的措施，也就是说“国家在特定情况下为了使自己获得利益化的结果，完全可能放弃多极格局中的那种谋求均势的政策，转而采取与谋求均势政策完全相反的政策，即搭便车政策（free-riding）”。这就出现了传统均势的异化和非制衡性状态下的逆均势局面，也就是日本在今天仍然紧跟美国与强者为伍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盟“再定义”也是美日寻找共同安全威胁的结果。根据斯蒂芬·沃尔特威胁平衡理论：国家选择结盟主要是对威胁作出的反应，国家可能采取“制衡”（balancing）措施,也可能采取“见风使舵”（bandwagoning）措施。一国对其他国家是否构成威胁主要有四个衡量标准∶综合国力、地缘临近性、进攻性力量和进攻意图。这四个方面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中国都是美日心目中“最适格”的敌人，尽管其所认为的来自“敌人”的威胁在客观上并不存在。

　　2、来自新自由主义的解释

　　根据现实主义的联盟理论，联盟形成的目的是要实现成员体实力平衡的共同目标。随着这一目标的实现联盟会自行宣告解散。苏联的解体使美日曾经最大的共同敌人消失，在此情况下美日同盟关系理应解除，但其为何不但未予解除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呢？

　　同盟“再定义”是国际制度作用的题中要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联盟制度的作用对于维持同盟的存在同样重要，罗伯特·基欧汉认为联盟是一种制度，其维持的时间及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特点，制度虽难以建立，而一旦建立，它的运行就有一种自发性，较少依赖联盟内成员国的意志。“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前者是维持国际合作的主要因素”。至1996年美日同盟“再定义”，两国的同盟体制已维持了近半个世纪，两者在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同盟内部的旧制度已明显不适应冷战后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两国感到有必要对同盟本身进行制度创新，增加它在处理两国及地区安全关系方面的权威性以及对两国行为的制约性。从美日同盟本身看，“长期合作所产生的联盟高度机制化以及两国在军事技术和生产领域所形成的复合型相互依赖关系，反过来也成为维系联盟持续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功能性因素”。

　　同盟“再定义”是由“共同巩固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携手推动民主与自由扩展”所决定的。“民主和平论”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它认为：在单位层次上民主政治结构与民主和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于民主国家内部公众舆论、政治机构的监督平衡对政府决策的制约，以及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和合作的共性，拥有共同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根据这一理论，共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维系同盟存在的重要因素，民主的价值观决定了同盟的存续。有学者认为，“维持美日同盟最有力的保证因素不是共同面对的军事威胁，而是源自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共同利益”。美日同盟从建立之初就带有“维持共同价值观，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色彩。1992年初布什总统访日时，两国首脑发表的《美日全球性伙伴关系东京宣言》及《全球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指出，作为民主国家，双方要共同努力促进全球的民主化。克林顿上台后为扩大由市场民主制国家组成的自由大家庭，把加强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之间的联系当作扩展战略的核心。同盟“再定义”正是美日双方向着建立共同价值观同盟不断迈进的要求和反映。

　　3、来自建构主义的解释

　　同盟“再定义”是身份认定和集体认同的结果。建构主义的认同理论认为，国家的行为被“观念”所左右，除了物质结构以外，国际政治领域还存在社会结构，其中认同是利益的基础，即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独特的身份认定在社会中具有两个基本功能：告诉自己我们是谁，即“我是谁？”；告诉自己他人是谁，即“他是谁？”。各国在“认知—实践”上存在差异性，即各自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定，并对其他国家的身份有不同的解读。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它们对各国的安全观念和政策选择具有直接的作用。冷战后美日同盟从“漂流”到“再定义”的过程始终贯穿着身份认同。冷战后初期，美日彼此把对方定位为自身的威胁，导致了要求同盟解体的呼声，之后基于“西方民主国家”以及“中国才是双方共同的敌人”的身份认同，美日又走上了维持传统盟友关系，对同盟进行“再定义”的道路。冷战后美国将自己定位为“罗马霸权式帝国”，从而确立了维持霸主地位、建立以其为领导的世界秩序的目标，它认识到具有大国潜质的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自己霸权地位的国家。冷战后的日本继续推行“国家普通化”战略，在经历了对美国“说不”的喧嚣以及泡沫经济的破灭之后，它认识到美国的霸权地位不可撼动，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中国才是自己的潜在威胁。正是在分别对自身的不同定位和对共同的“外在威胁”解读的前提下，美日两国实现了集体认同。这就决定了共同的利益，适时对同盟进行“再定义”是共同利益决定下的必然行为选择。

　　二、

　　同盟运作过程的三维解析

　　美日军事同盟“再定义”后实现了高效的运作，再现了现实主义论述的“权力政治”，加强了新自由主义诠释的“制度合作”，强化了建构主义建构的“集体认同”。

　　1、权力政治的再现

　　汉斯·摩根索认为，在国际体系中，联盟具有平衡权力的功能。互相竞争的主权国家为确保或改善他们相对的权力地位，要么增加自己的权力，要么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自己的权力上，要么限制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他们进行后两种选择时，便执行了联盟政策。其动机是在面临直接或潜在威胁的情况下，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对潜在对手构成威慑，维护自身国家的安全。

　　第一、同盟权力增强的软件建设。在经历了同盟的短暂摇摆与“漂流”的阵痛之后，美日出于各自政治和战略需要，重新调整和定义了双边同盟。通过两国首脑联合发表的《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6年4月）、两国在华盛顿签署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9月）和日本国会通过的“周边事态法”（1999年）三步走，美日同盟“再定义”的软件建设初步完成，从而扩大了日美安全合作的防卫范围，增加了安全防卫合作的内容，日本在同盟内部的地位有所上升，防卫政策突破“专守防卫”开始向“攻势防卫”和行使“集体自卫权”过渡。“9·11”事件后，美国强调两国的合作由过去的“任务分担”走向“力量分担”。布什政府主张加强《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实效性，将“有事法制”具体化，并鼓励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参加集体防卫。2001年10月，日本国会通过反恐对策三法案，2003年3月，日本相继通过“有事法制三法案”，从而为其“借船出海”奠定了法制基础。

　　第二、同盟权力增强的硬件建设。美日同盟再定义后，两国加强了军事安全合作，共同开发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该计划于1998年12月达成共同技术研究，从1999年开始，研究时间5-6年，研究经费200-300亿日元。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自主防卫能力逐渐增强。2000年12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共同决定的《2001-2005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提出，日本的防卫费用总量在2001-2005年度内将达到25.16万亿日元规模，并主要从改变自卫队体制、更新设备、提高自卫队快速反应能力及与美军联合作战能力等三个方面来加强防卫力量建设。为了适应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的需要及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形势，2004年12月10日，日本内阁会议顺利通过作为今后10年（2005-2014）日本防御力量整备指针的新一期《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下一期《中期防御力量整备计划（2005-2009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防卫计划大纲》用整备“多功能、灵活机动的防卫力量”取代了原先整备“基础防卫力量”的提法，强调要加强自卫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协助维持国际和平活动从原来的自卫队附属任务升格为“主要任务”。在经过精心准备和充分酝酿之后，2007年1月日本防卫厅也最终升格为防卫省。

　　第三、同盟的外在干涉性、攻击性明显增强。美国一手主导下的美日同盟，其建立的安全目标就在于“以联盟方式抑制地区和全球挑战者，形成以美国为首的以联盟体系为基础的由海向陆的霸权合围体系”。同盟的外在干涉性、进攻性明显增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东亚地区层面。经过1996年调整，美日同盟成为保卫日本、应对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周边事态”和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平台。2005年出台的美日防务磋商“2＋2”会议声明明确界定了美日合作的范围在全球，并公布了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全球和地区12项战略目标。美国制衡中国以及日本“借美抑中”的倾向明显增强。近年来，“日本与美国共同开发TMD、部署MD系统、发射侦察卫星以及加强与美军合作等动向，虽然大都以朝鲜威胁为借口，但实质上主要目标仍是中国，只是不愿说出来而已”。第二，全球层面。美日军事同盟的干涉性和攻击性开始超越地区层面向全球扩展。为了配合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2001年11月，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反恐特别措施法》，向印度洋地区派出了自卫队。这是日本在战后首次向发生战争的地区派出军队，标志着美日军事合作已由和平时期发展到战争时期，合作范围由日本周边扩大到整个太平洋、印度洋甚至海湾地区。2005年2月，美日防务磋商“2＋2”会议公布的“共同战略目标”明确界定了同盟的全球性质。同年12月，美日在华盛顿正式宣布建立所谓的“战略发展同盟”，美日同盟正超越双边范畴，发展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战略伙伴关系。

　　2、 制度合作的加强

　　新自由主义学者指出，国际制度大量存在并在国际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在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合作。“国际机制或制度是指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由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国际制度对国际合作的作用表现在：第一，促进国家间特定合作性协议的达成，为新合作关系的建立提供信息和信任基础；第二，缓解利己主义、规范缺失和市场失灵等压力，促进已建成的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第三，机制的原则和规则由于有助于各个议题的相互联系，从而使追求短视利益行为的吸引力更少。

　　美日同盟“再定义”后呈现不断强化的迹象，其中同盟制度化的磋商与协调起了巨大作用。第一，首脑互访交流频繁。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之间的高层会议是两国双边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小泉政府执政以来，在2001年9月-2002年2月的五个月中，小泉首相与布什总统进行了三次会晤和正式会议。2006年6月，即将卸任的小泉在任期内对美国进行了最后一次访问。在本次日美首脑会谈中，他提出了“日美全球同盟”这一概念。2007年4月，接任小泉的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首次访美“表明日美同盟关系进入了新时代，再次证明日美同盟关系不可替代，并且会不断得到加强”。布什称赞日本是美国最亲近的友好国家，有美国学者认为“美日关系进入了近年来最稳定、最坚实的阶段”。第二，外交与国防战略磋商机制的升级。1960年，日美同盟设立了由日本外相、防卫厅长官和美国驻日大使、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参加的安全磋商委员会。1995年美国代表级别升格到与日本相同，形成了一年一度制度化的“2＋2”会议。与之同时建立的是安全附属委员会，作为两国磋商机制中最制度化复杂化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根据最新的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向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提出建议并提交双边安全问题的报告。第三，美日同盟的军事指挥、情报、作战系统日益一体化，表现在美国驻日军队驻防和基地的调整。2006年，美国陆军第一军司令部和日本陆上自卫队中央应急集团司令部一起搬进美军驻神奈川县座间军营，日航空自卫队、航空总队司令部都迁入了驻日美军和美军第五空军司令部所在的东京都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可见美日磋商及协作机制的细密化，这主要体现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制度合作上的“磋商协作等级多层次化、机构建制复杂化和磋商协作制度化”。

　　3、 集体认同的强化

　　建构主义联盟观感兴趣的是行为体的集体认同，并认为决定集体认同的因素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观等。建构主义研究者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联盟的建立原因在于共同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存在，即美日同盟再定义是在社会、经济、文化一致性或兼容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对利益的联系性和共同性的认同使这样的联盟成员自发地融为一体和迅速壮大。具有相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高度发达的经济等因素影响下的身份认同决定了两者需应对共同的威胁、维护共同的利益，也就出现了“没有敌人也得制造出敌人”的局面。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之间在实践中形成的观念结构（ideationalstructure）而不是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观念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起到有意义的作用。

　　认同在威胁构建和结盟国选择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加强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考虑，而且反映了美日之间分享冷战后对亚太地区安全政治环境的看法，包括分享对这一地区潜在威胁来源的认识。这种主体间认知分享的过程帮助建构了美日之间在政治安全上的积极认同。不难发现，作为美日两国防务政策纲领性文件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防卫计划大纲》对其面临的“敌人、威胁”的定位大同小异。美国将日本定位为推行全球战略、应对各种危机和威胁的重要帮手；日本同样将美国定位为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可靠盟友,美日关系正朝着“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迈进。这一系列相似认同和观念结构使同盟权力增加的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不断加强，同盟运用物质力量（强大军事力量为代表）对外进行干涉和攻击的倾向进一步凸显。

　　三、同盟调整中过程中内部博弈的三维解析

　　同盟所具有的封闭型、排他性，其所涉及的重要敏感的军事安全问题，决定了其必须按照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主观认知适时的在同盟运作过程中作出调整。适时调整是同盟有效运作的基础，有效运作是同盟顺利调整的重要保证。持久运作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实际上是同盟者之间博弈的结果。同盟作为一种特殊的机制，构建过程就是一个博弈过程，不仅与敌对国家进行博弈，同盟国之间也在博弈。同盟既是博弈的工具也是博弈的结果。

　　1、“同盟困境”和相对收益的考量难以规避

　　新现实主义学者格伦·斯奈德将“同盟困境”归结为“抛弃”和“牵连”两个概念，即国家对因盟友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而受到抛弃的担心始终存在的；“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被脱入一场与自己利益相悖的冲突。

　　美日两国在应对亚太地区的潜在危机、防范和遏制中俄等所谓具有“威胁和挑战性”的国家方面具有共同的需要和利益，但同盟并非铁板一块。根据是否具有近似的能力和力量，或是否对同盟做出近似贡献，同盟可分为“对称平等型”（具有近似综合国力的国家之间的同盟，存在着平等的义务与期待）和“非对称不平等型”（在力量对比上差距较大的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同盟）两种。美日同盟自战后建立就是一种“非对称不平等型”同盟，虽然冷战后这一同盟历经“再定义”与不断强化，日本在同盟内部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但美主日从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在这一前提下，日本最担心的是被盟国抛弃，即只要它还未冲破战后战败体制的束缚成为一个“普通国家”，还未改变在国际舞台上靠经济“一条腿走路”的局面，它便会一直把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亦步亦趋般追随，在政治上进一步向美国靠拢，军事安全合作不断加强，适时地根据美国地区和全球战略的调整给予积极的配合与协作。无怪乎日本学者对日本外交提出了众多批评性的建议。作为同盟内部处于优位的美国十分担心被牵连入与日本相关的冲突和对抗中。近年来，中日双方围绕历史问题纠缠不休，对领土、资源等现实利益的争夺愈演愈烈，美方主动出面调和两国的紧张关系，并与中方开启了首轮战略对话（2005年）。美中关系与日中关系这种逆向性发展充分表明了，美方确实不愿过早轻易卷入中日之间因为复杂敏感的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的争夺而引发的冲突中。

　　新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当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以获取某些得益时，他们关注的是得益如何分配。国家总是倾向于强调获取相对收益，也就是说计算自己的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正如华尔兹所说，得益的国家总想要削弱对方，以改变自己在得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即使分配的双方有获得绝对收益这种愿望，但都害怕对方的实力增强对自己有威胁。

　　美日同盟的性质属于“不平等非对称型”同盟，同盟内美主日从的格局一直存在，尽管同盟“再定义”后，美日同盟呈现“双边防御型”向“地区安全主导型”、“美前日后型”向“美日一体型”转变的特点，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但美国对日政策的底线并未发生变化，即要日本在安全军事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使其继续留在自己的战略轨道上。近年来，日本更加主动地利用和借重同盟，不断加快走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步伐。美国不得不考量以下重要因素：①日本实力的增长；②日本与自身实力的相对差距；③日本改变美主日从同盟格局的意图；④日本增强独立自主性的行为。这也就是同盟内部相对收益的博弈。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即防止出现对其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国家。冷战后，它采取的是扶植利用日本遏制中俄的防范之策，但这本身就含有牵制和挟制日本，在同盟内保持对日优势的考虑。

　　2、同盟运作成本的讨价还价

　　新自由主义学者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合作关系的制度化带来物质利益，降低交易成本能带来更多的收益，建立制度化的同盟，使其在环境变化中适应性更强无疑是有效之策。这就涉及到同盟的运作效率以及影响效率的成本分担问题。

　　冷战后，美国更加强调改变日本在同盟体制内“免费搭便车”、“上车逃票”的局面。特别是“9·11”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反恐战略，面对“无赖国家、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其深感维护“一超独大”的霸权地位、推行全球战略已力不从心，于是便通过强化同盟体制、机制，不断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在客观上使日本在同盟体制内的作用不断得到增强、地位得以不断提升，从而增加了日本改变在同盟内部一直处于依附跟随不平等地位的可能性，同时也增加了日本与盟友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在美主日从的同盟体制框架内，日本需要在结盟收益与军备成本、失去独立行动能力成本之间进行比较。无疑，日本需要借助同盟实现做一个“普通大国”的目标，这一过程明显要比单枪匹马突破战败体制，冒在同盟体制外挑战美国霸权地位之险要经济实惠得多。在美主日从的同盟体制框架内，日本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行动能力的独立自主性，在此种的情况下，同盟运作的成本分担仍旧是需要权衡和规避的。因为美日都谋求通过强化双方的同盟关系使本国权利最大化而同盟运行成本最小化，使对方分担更多的同盟费用而降低自己的费用，使对方分享同盟功能而增加背离同盟的成本，这突出表现在长期以来关于驻日美军防务费用分担问题上两国激烈的讨价还价。

　　3、认同危机不可忽视

　　根据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共同的认同对相似身份的建构与塑造意义重大。集体身份的形成和共有知识的出现并不必然导致合作行为，只有达到文化内化的第三级“规范内化”（其他两个等级依次为强制遵守和利益驱动）之后，合作文化才会出现。

　　尽管美日同盟“再定义”后集体认同不断加强，但同盟内部业已存在的认同危机仍然不容忽视。这一认同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处于身份认同的矛盾之中。正如日本在地缘上处于亚洲和北美边缘地位一样，近代以来日本长期陷入“入欧”、“入美”还是“入亚”的抉择，其对自己属于一个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并不十分明确。基于双重边缘的位置滋生出非常现实的机会主义，滋生出孤儿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及易受到攻击的认识。这就可以解释出，近代以来日本为什么总是与强者为伍，这进而决定了其自身身份认定的不确定性。当前日本选择的是继续紧靠美国加强与非东亚国家的合作，力图在与东亚其他国家竞争比拼时占据主导权，它与作为非东亚国家的美国加强同盟关系所引起的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忧虑和不满，对其身份的认定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其次，美日认同危机再现。美日确实存在相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共性，但仔细分析其深层次的文化渊源和特性，本身强调等级秩序的“大和文化”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文化确有很大的区别。美日的认同是不完全的认同，其在同盟框架下的合作，也带有基于利益驱动的不完全性，并没有实现规范内化。美日同盟建立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败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国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一直以来，这一同盟体制的建立和有效运作掩盖了两国在敏感的二战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和分歧。但鉴于日本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对历史问题的歪曲性认识，以及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的种种行为，双方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分歧已浮出水面。2006年以来，美国对日本在认识二战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出现了政界、学界和商界著名人士对日本对待历史问题态度的众多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的认同。

　　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是否采取联盟政策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它实际上是权益之计（expediency）。美日同盟作为集权力政治、制度合作和集体认同为一体的同盟体制，是少数国家冷战对抗思维残存在国家行为上的外在表现。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反对在特定情况下的外部行为者，这一作为同盟基本内核的本质特征现今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防范共同的威胁和敌人，维护共同的利益仍旧是同盟运作和调整的基础。按照斯蒂芬·沃尔特的分析，同盟解体的主要原因有：①同盟国对威胁认同和威胁本质的变化；②同盟国国内政治的影响。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家间权力分配格局的不断变化，国际体系中的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处于不断的双向互动之中，由同盟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划定的“敌人”与“朋友”难免将经常发生易位，同盟维系的利益基础将发生动摇。同盟制度化合作不断加强，但同盟内部围绕着同盟运作所获收益、成本分担的博弈无法规避，内部认同危机不可忽视。

　　结 语

　　“把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现实……都应该超越范式之争，吸取各家之长，运用综合的视角与观点，发展一种综合的理论模型”。不同的理论范式有各自独特的理论视野，有着不同的内在逻辑基础和系统的结构框架，从而需要我们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建立起桥梁，对同盟进行多角度、多纬度的剖析研究，在把握规律性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拓展理论研究方法。本文正是以此为初衷，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范式的多维棱镜，以美日同盟为例，对同盟这一国际关系中的鲜活内容进行交流互鉴式的理论探讨。“运用竞争理念的不同组合，而非局限于单一的正统理念”，通过理论间的竞争，“揭示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并且会导致更精致的东西产生”。

　　注释:

　　1

　　陈峰君著：《影响未来世界格局演变的因素探析》，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2

　　李义虎：《论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及其对政策偏好的影响》载《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8 页

　　3

　　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case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ring1992.Vol43,No.2 pp.448～482

　　4 Baldwin·David,1993,Neorealiam and Neoliberalism :TheContemporary Debate Columbia: ColumbiaUniversityPress,pp.269～300

　　5 陈东晓：《美日加强军事联盟的背景分析》载《国际论坛》,1998年第1期

　　6 Mike M·Mochizuki and Michael O\"Hanlon "A liberal vision fortheUSA-Japan Alliance", Survival Vol40,No.2(Summer 1998) p.127

　　7 倪世雄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7～228页

　　8 http://news.sohu.com/20041210/n223437482.shtml

　　9 王帆：《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与联盟政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27～33页

　　10

　　胡继平：《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与日本涉台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3期,第35,36,38页

　　11 陆国忠：《“9·11”事件后日美关系的走向》载《和平与发展》,2002年第2期,第6～10页

　　12

　　曹筱阳：《美日同盟:面向21世纪的全面调整》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9期,第31～38页

　　13

　　Krasner·Stephen D.1982,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6 p.1

　　14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2001年，第62,126页

　　15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4/30/content_8197845.htm

　　16 张景全：《日美同盟的强化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7期,第26～37页

　　17 王公龙：《对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再认识》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5期,第18～31页

　　18 张景全：《从同盟体制的角度看美对日历史问题的态度》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9期，第26～30页

　　19 参见日谷口成：《没有自主的多方位外交，日本没有未来》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第5～9页

　　20

　　倪世雄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21 宋秀琚：《美国国际合作理论研究综述》载《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28～22页

　　22 张景全：《国际体系与日本对外结盟》载《日本学刊》，2005年第3期，第76～89页

　　23

　　张景全：《从同盟体制的角度看美对日历史问题的态度》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9期，第26～30页

　　24 李少军：《国际关系理论难与现实》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20～25页

　　25 Stephen M·Wal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ManyTheories＂,p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