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姚洋为何“诧异”于仇和
2008年04月21日10:32
来源: 天山网
作者:郁从宝
作者:郁从宝
“昆明好不容易是最后一块净土,他(仇和)如果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最早对“仇和新政”提出批评的学者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姚洋,近日,应昆明市委、市政府的邀请,到昆明进行了考察,受到了市委书记仇和的热情款待,并送给仇和《国家的视角》和《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两本书。
姚洋的昆明之行,虽然不到两天,但是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委实不少。一方面,他承认此前对昆明环保措施存在误解;另一方面,对昆明目前的招商引资模式,仍然表示担忧。另外姚洋还产生了一个令他非常诧异的问题,这就是仇和为什么能够在外界的质疑声中赢得昆明上上下下的支持。
仇和是个“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形成了多种因素的错杂。在外界看上去很对立的因素,却在仇和身上得到了良好的统一。通常意义上,水火不相容,水能把火浇灭;但是在仇和的身上,水与火是相容的,他用火把水烧开了。
下面,试举两例稍加说明。
——铁腕的工作作风与柔和的学者形象之间的反差与统一。比如,招商引资是强力推行,一下子就抽调了150多人,并且定下了硬指标,自己也亲赴招商一线;又如,治理滇池,自己亲自担任河长,同大家一样考评。在工作上、行动上,不拖、不等、不靠,而是果断决策、雷厉风行,展示给人们的是阳刚之气。同时他又喜欢读书,善于思考,正如姚洋所言:“他非常让我意外,非常随和,还有学者的味道。”这体现了仇和阴柔的一面。在人们的印象中,学者善于思考但行动迟缓,领导善于行动但思考经常不足,而仇和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更加注重的是行动,因此,其行动遭到质疑就在所难免了。但是,他并不是对质疑不管不问,而是借此进一步思考,认为自己正确的,则会继续坚持;认为自己有不妥的,则会加以纠正。这一次邀请姚洋到昆明考察,大意就在此。仇和就是如此实现着“知”与“行”的融合。
——强烈的爱民之心、急切的工作热情与粗糙的工作方法之间形成反差与统一。仇和有一颗强烈的爱民之心,公布全市领导干部办公电话,以便更多地倾听群众呼声,更好地为群众办事实,就是其爱民之心的体现;仇和有一股急切的工作热情,对萎靡不振,连开会也会打瞌睡的人,他是非常气愤的。但正是基于上面两点,其工作方法有时未免在急迫之下显得粗糙,比如,在大会上当面批评打瞌睡的人,就是如此,连他自己后来听说“瞌睡虫”因此而被迫“辞职”,也很是觉得不妥,并且解释说并不是那个意思。爱民之心与工作方法,如果两者能够得兼,那当然是再也完美不过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急切地发展热情的驱使下,方法的科学性往往会被忽略。在这种情况下,仇和便会把爱民之心奉为上,工作方法退于下。在方法上遭到质疑也就在所难免。
仇和正是诸多矛盾着的元素的集合体,在表现上很独特,所以,经常让人难以品味、咀嚼,从而遭到人们的质疑。然而,仇和正是在质疑声中决然前行的勇者,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根本的东西,他不但没有丢,反而愈加地强烈。姚洋之所以“非常诧异”,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学者更多地注重方法的科学性,而对“仇和是个好人”的因素没有放在自己的脑海中进行综合地思考。既然姚洋认为仇和是个好人,那就应该把这一次昆明之行的观感写成书面的东西,再到昆明走一趟,再进行一次面对面地沟通与交流,定会对昆明以及仇和大有裨益。姚洋如果能够再次“诧异,”那就把“诧异”当成一个新课题进行研究,也许会有新发现、新成果。希望姚洋下一次送给仇和的书,不再是别人写的,而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名之曰“仇和现象”,以此对昆明乃至全社会的发展产生助益。
姚洋的昆明之行,虽然不到两天,但是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委实不少。一方面,他承认此前对昆明环保措施存在误解;另一方面,对昆明目前的招商引资模式,仍然表示担忧。另外姚洋还产生了一个令他非常诧异的问题,这就是仇和为什么能够在外界的质疑声中赢得昆明上上下下的支持。
仇和是个“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形成了多种因素的错杂。在外界看上去很对立的因素,却在仇和身上得到了良好的统一。通常意义上,水火不相容,水能把火浇灭;但是在仇和的身上,水与火是相容的,他用火把水烧开了。
下面,试举两例稍加说明。
——铁腕的工作作风与柔和的学者形象之间的反差与统一。比如,招商引资是强力推行,一下子就抽调了150多人,并且定下了硬指标,自己也亲赴招商一线;又如,治理滇池,自己亲自担任河长,同大家一样考评。在工作上、行动上,不拖、不等、不靠,而是果断决策、雷厉风行,展示给人们的是阳刚之气。同时他又喜欢读书,善于思考,正如姚洋所言:“他非常让我意外,非常随和,还有学者的味道。”这体现了仇和阴柔的一面。在人们的印象中,学者善于思考但行动迟缓,领导善于行动但思考经常不足,而仇和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更加注重的是行动,因此,其行动遭到质疑就在所难免了。但是,他并不是对质疑不管不问,而是借此进一步思考,认为自己正确的,则会继续坚持;认为自己有不妥的,则会加以纠正。这一次邀请姚洋到昆明考察,大意就在此。仇和就是如此实现着“知”与“行”的融合。
——强烈的爱民之心、急切的工作热情与粗糙的工作方法之间形成反差与统一。仇和有一颗强烈的爱民之心,公布全市领导干部办公电话,以便更多地倾听群众呼声,更好地为群众办事实,就是其爱民之心的体现;仇和有一股急切的工作热情,对萎靡不振,连开会也会打瞌睡的人,他是非常气愤的。但正是基于上面两点,其工作方法有时未免在急迫之下显得粗糙,比如,在大会上当面批评打瞌睡的人,就是如此,连他自己后来听说“瞌睡虫”因此而被迫“辞职”,也很是觉得不妥,并且解释说并不是那个意思。爱民之心与工作方法,如果两者能够得兼,那当然是再也完美不过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急切地发展热情的驱使下,方法的科学性往往会被忽略。在这种情况下,仇和便会把爱民之心奉为上,工作方法退于下。在方法上遭到质疑也就在所难免。
仇和正是诸多矛盾着的元素的集合体,在表现上很独特,所以,经常让人难以品味、咀嚼,从而遭到人们的质疑。然而,仇和正是在质疑声中决然前行的勇者,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根本的东西,他不但没有丢,反而愈加地强烈。姚洋之所以“非常诧异”,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学者更多地注重方法的科学性,而对“仇和是个好人”的因素没有放在自己的脑海中进行综合地思考。既然姚洋认为仇和是个好人,那就应该把这一次昆明之行的观感写成书面的东西,再到昆明走一趟,再进行一次面对面地沟通与交流,定会对昆明以及仇和大有裨益。姚洋如果能够再次“诧异,”那就把“诧异”当成一个新课题进行研究,也许会有新发现、新成果。希望姚洋下一次送给仇和的书,不再是别人写的,而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名之曰“仇和现象”,以此对昆明乃至全社会的发展产生助益。
(责任编辑:谢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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