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访谈第274期

　　编者按：4月1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表示GE厦门通达存在违法用工，要求企业改正工作时间，并落实员工应有的加班工资。这场纠纷的缘起是美国俄亥俄州的NGO组织MPO的一份调查报告。无独有偶，一份由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的 《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场报告》，揭开了5家港资企业在内地工厂涉嫌违反 《劳动合同法》。其中，由前女首富，曾在08年“两会”提案要求推迟实施、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全国政协委员张茵掌控下的玖龙纸业更被指为“港企之耻”。玖龙纸业东莞工厂经常发生严重的工伤事故，工人经常及运货车挤死、被货物从高处压死、被卷纸机辗死等等。发生工伤事故后，玖龙更会对受伤工人以及其他同部门的工人罚款，而且报告指出08年之前玖龙全厂近半工人是临时工，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员工福利；当合同法实施后所有临时工成为外派工，给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工资大幅减少、全年没有休假，合同签订年期更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为何GE厦门、九龙纸业这样的违法用工现象屡禁不止？我们的用工监察为何如此无为？我们劳工的权利该如何去保护？

　　嘉宾：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法律述评》副总编辑杨伟国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助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

　　原始积累的资本利用《劳动合同法》执法空档压榨弱势劳动者

　　和讯网：08年可以说是民生年，《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措施出台后，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备受关注。但为何玖龙纸业、GE厦门通达这样的行为还在继续？

　　乔新生：大体上有三个原因。首先，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中说到资本雇佣劳动时，资本处于强势地位，而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不仅在中国存在，在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也就是说，当下“血汗工厂”不仅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发达国家也是有的，像美国、德国，甚至还有所谓的奴隶工厂。例如，在德国就有被举报，一些罗马尼亚人，在德国、意大利奴隶工厂里面劳作。这就是资本奴役劳动的理论体现。第二个原因，立法和执法之间有一个错位，就是有了好的法律。如果没有监控措施，那么这个法律就是一张废纸而已，所以任何国家都存在即使法律规定很严密，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间未必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第三个原因，目前在我们国家某些行业和企业确实还正处在原始积累的阶段。马克思曾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原始积累阶段剥削劳工就成为常态。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会反对《劳动合同法》的原因。

　　杨伟国：因为案例具体的情况我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从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处在较难平衡的时期，究竟是要增长还是要保护民生？目前经济增长还是各级政府的重点关注目标，所以各级政府尤其是在地方会善待企业，相对会忽视工人的权利保护。对于企业来说很简单，任何成本的节约对它来说都是有利的。

　　我们缺乏强有力的非政府组织帮助执法

　　和讯网：是不是因为“玖龙纸业们”的违法成本太低了，所以会有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冲动？

　　杨伟国：在西方成熟的国家，劳动力权益的基本底线或者说劳动基准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所有这个条件之下的企业行为政府是不能容忍的。而这个底线现在我国到底是否存在？存在以后有没有被执行？执行了之后可能会导致什么程度的法律后果？这个东西就很关键了。

　　和讯网：玖龙纸业、GE厦门违法用工行为是被境外的民间组织发现的，我们当地的监察部门为何如此无为？

　　杨伟国：我们04年底出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间，首先有没有正式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安排。像在美国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可以进行主动执法。我们国家除了这种定期或者不定期大规模的检查之外，有没有不定期的主动的劳动监察机制，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使有这种机制，但是这种监察的结果是否能公诸于众或者被严格处罚？劳动监察部门可能会考虑到地方的经济利益无法真正做到公正监察。

　　乔新生：为什么境外的民间组织能参与到劳动监察上来，保护劳动者，而我们却在这方面无为，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社会结构不同。一般来说发达的社会有三层机构，即政府、市场主体、非政府组织（NGO）。政府往往很难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督，就需要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正因为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比较健全，所以它们才会防止市场主体滥用资本优势地位，剥削弱势群体的利益。正因为它的非政府组织比较健全，所以政府才不敢为所欲为，来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力。为什么那些非政府组织能发现呢？因为它们都代表着不同的阶层的人民，所以更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这种社会结构是绝妙的。

　　第二点，在很多发达的国家已经建立起一套劳动者权利保障的联动机制。由社会组织揭露，政府跟进处罚。政府它本身力量毕竟有限，它要靠新闻媒体，靠非政府组织来给它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它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处罚。有人开玩笑说布什总统是根据CNN的报道来指挥伊拉克战争的，这当然是一个玩笑话。但是我们的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和讯网：我们现在还缺乏这样有力的社会组织？

　　杨伟国：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我们的工会或者包括职工代表大会等跟工人有关的一些机构，它们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下的机制向以维护工人权力为主要任务的新机制下去转变。它们需要去重新定位，自己应该做什么如何去做的问题。这需要调整的时间。另一方面，即使重新定位了，工会组织它的监管行为可能也需要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利益要协调。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它发挥作用的空间。

　　乔新生：目前在我们国家缺少真正有力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的相关机构从来都没有主动过揭露过这种事情。

　　和讯网：前几天厦门总工会说“没发现GE厦门通士达违法”，而16号全国总工会宣布GE厦门通达存在用工违法。

　　乔新生：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的非政府组织它没有代表某些群体，而以某些局部利益来发表意见，这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我们的新闻媒体呢，有选择性的执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南方报业集团，它从来不监督广东省，它有选择的监督，这样就会出现一种“灯下黑”现象。所以我们的新闻媒体欺软怕硬，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没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玖龙纸业”们目前尚与地方有利益共享

　　和讯网：玖龙纸业这类现象屡禁不止，地方组织、包括地方媒体纵容懈怠。为什么呢？这样的企业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

　　乔新生：我们政府官员现在是非常为难，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最难的就是我们省一级、县一级的领导，国家经济发展要速度，所以他们要招商引资，可是这些县长县委书记又面临着人大选举的压力，不得不讨好当地选民，所以有时候会出现进退失据的现象，什么意思呢？一旦媒体炒作了，这个县长县委书记不管他有错没错先免职再说。

　　和讯网：玖龙纸业他们可以给地方官员带来GDP增长，只要不被揭露了，地方上就能进退有余了，是么？

　　乔新生：对，我要说的这是什么呢，我们花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可能要花50年乃至300年来逐渐的来消除它的负面影响。太湖蓝藻爆发了，怎么办呢？光成立环境保护部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必经过政府机关执法的能力有限。应该将部分权利归于民众手中。因为最关心环境污染，最关心劳工权益就是劳工阶层，就是当地居民。赋予当地居民相应的权力，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也就是说玖龙纸业所在地的居民劳工他自己认为合法权力受到损害，说它不合法用工，对不起一票否决。玖龙纸业不得不进行劳资谈判，最终达成一个权利义务平衡。

　　所以我就说“张茵事件”是个悲剧，全国此类事情甚多，也许她不幸中招。我们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两点：第一要增加社会的透明度，第二我们的新闻媒体要监督政府，如果政府不作为，首先不是让张茵们倒霉，倒霉的是政府官员。

　　在透明环境中建立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动态博弈机制

　　和讯网：像GE这样的公司他们确实有一些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资本可以为我们所用，但是如何把保护我们国内中国劳工的权益，跟利用外资和高新技术这样结合起来，有没有一个均衡协调的办法？

　　乔新生：要建立一个动态博弈机制。在英国、德国因为引进大型企业，而发生环保纠纷，劳工纠纷的比比皆是，政府没有掩盖，当地新闻媒体也反复报道，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劳工、环保部门和企业家坐在一起共同找到一个平衡型的方案，我们缺乏这样的机制。企业到不到这儿来，听政府的，他不听当地居民的，劳动者的利益要不要保护，政府说当然要，如果要是没出事倒还罢了，出了事的话我先把你企业给关了门，因为我投资一千万，然后一句话就让我们关门，道德不道德，可是我们很多政府就是这样做的。

　　政府招商引资、当地居民做出决定，企业家投资。如果涉及到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冲突，政府说我跟你提供合适的平台，你们在社会新闻媒体的监督之下来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我们政府认可，如果你违法法律，我们政府提醒你，你要改正，如果不改正我对你做出严厉处罚，这就叫做动态平衡，它不是双方的博弈，而是在一个透明环境中政府、市场主体（企业）和老百姓的三方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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