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粮食的生产、流通和储备都是国家的第一紧要大事。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面临粮食供给和需求的失衡。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到1953年上半年粮食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基于冷战局势下的贸易封锁，新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自给自足”，粮食产量不足也一度成为困扰国计民生的难题。

　　1978年底，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的一份“生死状”，掀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1980年代，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制度安排，使得农村经济突破计划经济的层层堡垒，短期内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它不仅带来了连续7年的增产增收，更重要的是它在计划经济的墙角，凿开了一个缺口，让中国迎来了一轮难得的“黄金增长”。

　　回眸历史，最初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亲历者刘堪回忆，在1978年的文件中，还有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此后两年，集体经营和包产到户被冠以“阳关道”与“独木桥”，在全国掀起大辩论，支持走向“独木桥”的地方领导一度寥寥无几。

　　五个“一号文件”的颁布使得改革的成果迅速掩盖了辩论的激情。1985年的“一号文件”，标志着统购统销制度开始解体，合同定购开始施行。之后两年的粮食涨价，又使得合同定购很快改为“国家定购”，并成为农民的法定义务。1991至1993年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施行了“保量放价”政策，推进粮食市场化。由于当时宏观调控尚未健全，1993年底我国粮食市场开始涨价，很快地粮食涨价之风吹遍全国，从而引发了长达两年之久的粮价上涨风波。

　　毋庸讳言，农业一直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环节。进入新世纪，依然如是，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也没有建立。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村县乡财政举步维艰，农村金融体系日渐萎缩，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越发突出，这一系列“三农”问题也为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决心，在改革三十年的最后五个年头，连续五个“一号文件”又一次把农村改革放在了改革的重心位置，我国也迎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反哺”新时代。

　　改革三十年以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不断摸索前行。粮食不同于其他商品，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粮食安全”成为探讨粮食问题的一个关键词。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束缚了粮食增产的脚步。粮食增产而农民增收缓慢的现实，驱动着庞大的农业人口到城市探寻出路。13亿人要吃饭，工业化和城市化要土地，进退维谷之间，我们不妨回望改革三十年，为改革下一步寻找一些智慧的火花。

　　近期，本报就农业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专访了原中央农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堪，是为“回望改革三十年系列之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