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东航多个航班飞行员“闹情绪”，在飞到目的地上空后又全部返航。这一事件为近期频繁出现的飞行员“罢飞”增加了新的案例。

　　飞行员频繁“罢飞”，大多是为了改善工资待遇，或者争取自由的“转会权”。如果只是单纯的劳资博弈，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在欧美一些国家，劳资关系紧张导致的公交地铁停运，并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无论怎样博弈，乘客利益都不应成为双方玩弄于鼓掌间的筹码，甚至是肆意侵害的对象。

　　飞行员这一特殊工种对于“人身安全”的严格要求，绝非一般工种所能相比。作为一个飞行员，即便有再多的抱怨，但又有何理由裹挟机上数百名乘客，跟你一起玩火呢？如果此类行为被视作正常，开刀的医生是否可以不给病人缝合，直接向医院要求加薪？电力职工是否可以威胁公司，不发奖金就拉掉所有闸刀？

　　在这一事件中，被告知“天气原因”而莫名其妙地多跑一个往返、且承担安全风险的乘客，无疑是最无辜的第三方。然而在媒体的报道和民航局的表态中，乘客权益却被处理得异常“低调”。知情权都难以保证，更遑论进一步的赔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乘客因为航班延误而屡屡“霸机”时，相关部门却曾明确表示应严肃处理，甚至罚款或治安拘留。

　　本着赏罚公平原则，此次民航管理部门和航空公司也应打破沉默，对乘客的物质和精神损失给予恰如其分的赔偿，这样方能消除“双重标准”的猜忌。毕竟这一事件中，航空公司和飞行员的雇佣关系是一码事，乘客与航空公司的契约关系又是另外一码事，两者应区别对待。

　　除了当下事件的解决方案，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为频发的“罢飞”事件画上句号。在民航局的表态中，所谓“思想工作”、“严厉处罚”等措施，或许能起到“胡萝卜加大棒”的短暂功效，但其浓重的行政色彩却注定无法釜底抽薪。

　　客观说来，高薪的飞行员仍会“闹情绪”，因为这一特定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还继续存在。有鉴于此，已有专家指出，应尽快放开国内飞行员的培训门槛，并取消对引入外籍飞行员的各种限制。但从本质上讲，国内航空市场尚未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各种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才是“罢飞”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