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红包”(即财政增长分红)现象最初来自新加坡，那里2001年就开始发放了，2006年发的红包最大，国民人均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据4月2日《东方早报》报道，为抵消物价上涨的压力，大约240万新加坡公民，4月30日将能拿到“红包”的一半，另一半定在今年10月1日发放。只要是21岁或以上的新加坡公民，便能获得分红。此举在华人社会引起热烈反响——香港特区政府比葫芦画瓢，在今年2月27日通过的“财政预算案”中，特区政府决定把40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以多种形式回馈市民。

　　关于政府给公民发放红包的好处和意义，媒体已经有很多讨论，这里不必赘述。笔者要关心的是：“政府红包”现象为啥只出现在华人社会？当香港特区政府立即响应这种做法时，当台湾民众要求当政者进行效仿时，当内地政协委员提出政府向全体国民发放1000元奖金时，西方国家的民众为啥没有太大反应？我觉得，如果弄清了其中的原因，我们就会在怎样学习西方文化、怎样发扬传统文化、怎样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这些问题上，有了新的启示。

　　首先，政府将过去一年里财政增长的部分向公众分红，这是典型的还税于民的做法，是民众权力将政府的权力和贪欲加以有效限制的结果，体现了西方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它不许政府乱花钱，不但经过国会批准的预算内的钱年底花不完时不准突击花，即使是财政收入超过原来预计时多出的钱，政府也不能随便乱花，只能还给民众。从这个方面看，新加坡政府的做法明显吸取了这一先进文化。

　　但是，同样是还税于民，新加坡有自己体现着东方文化特色的独特做法。笔者注意到，新加坡政府今年给国民发放大“红包”的时间（2月15日）是农历正月初九，正是华人文化圈中春节分发“红包”的时间。每年这个时候，华人家庭的当家人(往往是挣钱的顶梁柱)要向年迈的父母及子女发放压岁钱，要向亲戚、朋友、邻居、同事的孩子发放压岁钱，这虽然有“红包循环”的尴尬，但却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家庭和睦、亲朋友好、建立和谐局面的美好愿望和积极行动。很明显，新加坡的“政府红包”的灵感，就是来自东方这一文化传统，他们用借鉴、改造、发扬的态度，将这一西方文化中没有的传统价值观用来树立自己的亲民形象，来打造现代服务型政府。从华人圈子的热烈追捧程度看，这一做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过去，我们在探索强国之路时，一方面强调必须学习西方有用的东西，但一直强调反对全盘西化，不照抄西方文化，要保持自己的传统，走有自己特色的路子。这个原则当然是对的，但究竟怎么走，却没有清晰的思路。对照“政府红包”现象，我们应该受到启发：对于西方的东西，只要有利于民主法制建设，只要对民众的自由、幸福有利，对民族的文明进程有促进作用，都应借鉴过来为我所有；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必须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中能够体现亲情与和谐的、能够丰富和促进现代文明进步的价值观。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西方文化中最好的东西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进行“嫁接”，进而创造出超越西方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的新文化、新文明！因此，我愿意把“政府红包”现象看成是一个理想的标本，从他身上看到我国未来服务型政府甚至东方新文明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