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妻鲁小丹被判处无期徒刑。法院认定周良洛受贿1600余万元，其中800余万是与鲁小丹共同受贿。

　　夫妻两人，一个死缓，一个无期，严惩本身就是一种宣言，体现了反腐败的决心，毋庸讳言，如此这般，能够凝聚被腐败所激怒的民心。但是看惯了对于腐败的严惩后，笔者必须呼吁，严惩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以严惩代替对于腐败更深层次的追问，我们不能将对于潜在而又广泛的腐败现象的不满，完全归咎于这些少数被追诉的犯罪人的身上。

　　贿赂是一种对合性的犯罪，行贿与受贿利害关系紧密，而潜在的被害人又不拥有必要的知情的可能，这样的情况下，贿赂犯罪的告发机制，其实是很难启动的，与查获的贿赂犯罪相比，存在着非常大的犯罪黑数，在普通人的感觉中，被查的腐败仅仅是冰山一角。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严惩这些已经暴露的而又被掌握了证据足够追诉的犯罪，平“民愤”，此时严惩本身就带有了“杀鸡骇猴”的意味，这些严惩的对象成为难查的腐败的代表了。

　　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说明了严惩是必要的，但是刑罚的严惩功能的有限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严惩改变不了贿赂客观上“易犯难查”的特征，严惩所具有的仪式上的作用，也减轻了人们对于贿赂犯罪本质属性的追问，从而以严惩代替了必要的权力动用体制的完善。多少年来我们从实体上严惩了不少腐败分子，但是我们在程序上却缺乏一套更有利于发现腐败的体制：如完善的财产申报、信息公开、技术侦查制度。

　　于是腐败分子仍然在不断地被严惩着，那些使得腐败黑数为黑数的机制缺陷，却没有被认真地修复。坦言之，当此时，我宁可要实体上的不严惩，也希望政府下大力气弥补权力运用体制方面的不足，真正做到使人不能犯，而不仅仅满足于使人不敢犯。

　　亚当·斯密告诉我们，关税激励了走私，其实现实中的腐败也告诉我们，公共权力运行的错位与缺位也激励了腐败。只有深入贿赂等腐败的本质中，我们才能发现反腐败的本质要求是什么，才能体会到惩防并举、重在预防的廉政建设决策的意义所在，更能认识到我们当下应该在权力运行及设置中采取的动作。